粵語源流考

　　一、從“粵”字談起

　　粵語以“粵”命名，廣東也簡稱爲“粵”。這個“粵”字，究竟是什麽意思？

　　查《說文解字》：“粵”者，“虧也。”這與粵語，與廣東，毫無關係。此義項今已不用，連《辭海》也未收。

　　廣東之所以簡稱爲“粵”，是因爲古代曾系“百粵之地”。“百粵”是個音譯詞，又寫作“百越”。曾有人認爲：“粵”(越)指少數民族，“百”則意味著多。例如《通考·輿地考》：“越以百稱，明其族類多也。”其實，在古代，不管是廣東土著還是中原漢人，都不可能對民族作出科學的區分，當然不可能將廣東土著分爲若干個民族。筆者認爲，“百”跟“粵”一樣，都是個譯音，與“一百”中的“百”沒有關係。“百粵”乃是古代嶺南土著的自稱，跟今天的壯族自稱Bouxdoj(布壯)有點兒相似。而漢族，則稱爲Bouxgun(布官，即官族)。Boux(布)是壯語對各民族稱呼中的第一個音節，意思相當于“族”或“人”。Boux(布)與“百”讀音相近，古代譯爲“百”是有可能的。除壯語外，傣族、布依族語言也有類似的說法，如“布依”本身就是個民族自稱，其讀音與“百粵”接近。因此，“百粵”的意思是“粵族”或者“粵人”。

　　那麽，粵語是粵人的語言麽?或者說，粵語是從古百粵語演變而成的麽?答案都是否定的。因爲在古代，那些古粵人的各部落是各自獨立，互不統屬的，在生産極端落後的條件下，他們不可能形成一個統一的部族，也不可能形成一種統一的“古百粵語”。有一些學者舉出今天粵語與壯語中一些相互通用的口語詞，如“”(壯語dieg，地方)“恁”(壯語naemj，思考)，“” (壯語sai，浪費)，認爲這說明兩種語言的“母體曾經發生過相互混合的階段，然後才各沿著不同的道路繼續發展。由此證實粵語的形成跟古越語(準確地說是跟“古百越語”)本來就有著十分重要的關係”。(見李敬忠：《粵語是漢語族群中的獨立語言》）這種推斷似乎難以成理，因爲這種相互通用的詞語數量幷不多，而且多半可以從古漢語中找出它們的來歷(例如“恁”“”，在《集韵》中便可找到。詳見白宛如《廣州話本字考》）。何况，使用這類口語詞的幷不僅是粵語和壯語，連客家話裏也有，但誰也沒有認爲客家話形成跟古百粵語有什麽重要關係。在今天的粵語中，我們倒是可以找到不少英語詞，但是，是否能據此而認定粵語與英語有什麽淵源呢?當然不行。薩丕爾指出：“語言象文化一樣，很少自給自足。”(《語言論》)粵語在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從其他方言和語言中吸收一些因素，但這决不能作爲它來源的依據。粵語雖然以“粵”命名，却跟古“百粵”的語言沒有親緣關係，它不是古粵地的土産，而是漢族移民從中原地區帶進來的。

　　二、粵語形成于西江中部

　　粵語到底怎樣形成的呢?從漢人大規模入粵最早的歷史來考察，粵語形成于西江中部。

　　據考古發現，大約從西周時代開始，嶺南粵人與中原漢人就有來往。不過，由于有五嶺之隔，這種來往極爲有限。到了秦始皇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曾派兵南征百粵，但究竟打到哪里，史無記載。有記載的是：秦始皇二十九年(公元前218年)，西甌(西江一帶)粵人反秦，朝廷發五十萬大軍征討，兵分五路：“一軍塞鐔城之嶺，一軍守九疑之塞，一軍處番禺之郡。一軍守南野之界，一軍結餘幹之水。……又以卒鑿渠而通糧道，以與越人戰。”(見《淮南子·人間訓》)這裏所記的“鐔城之嶺”，指今廣西越城嶺；“九疑之塞”，指今湖南寧遠縣南；“渠”，即靈渠。這兩支軍隊開通靈渠再經灕江、賀江而進入嶺南，靈渠將湘江與灕江溝通，從而成爲中原漢人進入嶺南的歷史上第一條主要通道。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戰爭告一段落，秦又“謫徙民五十萬戍之”(雍正《廣東通志》)。這五十萬人在當時是個不小的數目，因爲直至東漢時統計，嶺南各郡的人口還很少超過十萬的，在秦始皇時代就更是地曠人稀。這一大批漢人“徙民”的到來，足以改變嶺南粵人的“一統天下”的局面，隨之漢語便由此而被帶入嶺南。這五十萬“徙民”當時究竟定居何處?衆說紛紜。不過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當時的番禺(今廣州市)一帶，仍是粵人的天下。秦末，漢人趙佗在此建立南越國，所任用的官員從丞相以下基本上是粵人，就連趙佗本人，也得改變自己的服飾、生活習慣及其語言，把自己异化成粵人以便于統治。如果不是粵人勢力十分强大，他就不會那麽做。但是，在西江的中部，那裏的情况就完全不同，經過秦兵的一番征討，那裏的粵人大都逃散，從而成爲漢人填補及落脚定居的最佳之地。由此推之，這五十萬“徙民”多數定居于西江中部，而中原漢語也就首先傳播于西江中部。漢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滅南越國，將嶺南分爲九郡：南海、蒼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儋耳、珠崖，同時又設立“交趾刺史部”，以便于統治這九郡，治所最初設在贏 (今屬越南)，但不久又遷至西江中部蒼梧郡治廣信。此後三百年間，廣信一直是嶺南的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到了東漢，交趾刺史部改爲交州，其治所也在廣信。那麽，廣信在何處?羅香林先生指出：“現在廣東的封川，就是漢代交州刺史駐地及蒼梧郡治的廣信。”(《世界史上廣東學術源流與發展》）

　　今天的封川只不過是封開縣的一個小鎮，而在漢朝，它却做過三百年的嶺南首府，這是了不起的，也是令人難以置信的。但是歷史就是如此。君不見：千百年滄桑之變，有多少古代重鎮甚至易爲平地。一個嶺南首府變爲小鎮又何足爲奇呢?今天我們可以乘火車或汽車直抵中原，然而在唐代以前，中原漢人進入嶺南主要的還是靠靈渠這條通道。漢初，陸賈兩次出使南越國，走的都是這條水路；直至唐初，宋之問被貶到瀧州(今羅定)，走的也是這條水路；就連主持開鑿大庾嶺“橫浦之道”的張九齡返回曲江，也經灕江兜個大彎，《巡按自漓水南行》一詩便是佐證。廣信地處灕江、賀江與西江匯合處，扼西江之要衝，沿江向東可抵番禺，溯江向西可達南寧，在嶺南不少地方仍在粵人控制之下的時代，確是戰略要地。由于漢族移民大批定居于西江中部，因此這一帶的開發、漢族文化及其語言的傳播也必然早于粵中、粵東、粵北各個區域。據《漢書·地理志》記載，當時蒼梧郡人口爲14萬多，南海郡只有9萬多人，南海郡包括今廣東省懷集以東大片地區，面積比蒼梧大，而人口却比蒼梧少三分之一，因此，以廣信爲嶺南首府，雖未必稱得上“最佳選擇”，却還是有一定道理的。

　　從秦至東漢這段漫長的歲月，西江中部一直是嶺南漢族移民的主要地帶。這些漢族移民將中原的文化、語言帶到這裏，生根，開花，結果，是經歷過一段漫長的道路的。羅香林先生指出：“漢人由西安經漢中沿漢水南下，至洞庭湖，溯湘水而至粵桂交界，中原的學術思想，由此交通孔道，向廣東傳播”。“當時珠江三角洲，雖然也有相當學術表現，但可以代表廣東學術思想的，還是西江中部的幾個學者。”(《世界史上廣東學術源流與發展》)例如，漢代著名學者、王莽的老師陳欽，被稱爲“嶺南儒宗”的陳元，我國最早的佛學者牟子，都是廣信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著過《春秋經注》、《公羊傳注》、《穀粱傳注》的大學問家士燮。他祖籍在山東，王莽亂世時遷入嶺南，定居廣信，成爲當時當地的望族，至士燮是第六代。以上所有這些名人，他們在傳播漢族文化方面都起了很大的作用。語言是文化的載體，隨著漢族文化的傳播，漢語也就在這一帶流行開來。由于廣信一帶遠離中原，交通不便，這些漢族移民進入嶺南之後，他們使用的漢語也就逐漸偏離了中原漢語的發展軌迹而形成了自己的某些特點，遂形成了早期的粵語，即粵語的雛形。

　　三、粵語的發展及其中心的轉移

　　語言是隨著時代的發展而發展，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變化的。東漢末年，封建勢力群雄割據，曹操、劉表、孫權三大政治勢力都企圖控制嶺南。先是劉表私自委任部將吳巨爲蒼梧郡太守，據此扼住交州的中樞；而曹操則以東漢朝廷的名義委任士燮“董督七郡”，藉以與吳巨抗衡。赤壁之戰後，曹操退守中原，孫權便趁機派遣步騭率軍從湘桂水道南進，擊敗了吳巨，奪取了廣信。士燮迫于形勢，宣布歸附東吳。步騭繼續沿江東進，攻下番禺(今廣州市)。爲了避開士燮的勢力，鞏固孫吳政權的後方，他于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將交州州治從廣信遷至番禺。從此廣信作爲嶺南首府的三百餘年歷史宣告結束。

　　但是，番禺地理位置偏東，難以控制交州西部的廣闊地區，爲了便于治理，東吳于永安七年 (264年)將嶺南分爲交、廣二州。交州轄交趾、九真、日南、儋耳、珠崖，州治龍編(今河內)；廣州轄南海、蒼梧、郁林、合浦，州治番禺。

　　番禺成爲州治之後，漢人的勢力便向西江下游及珠江三角洲擴展。但是，直至晋朝，“廣州南崖，周旋六千餘裏，不賓服者乃五萬餘戶，至于服從官役，才五千餘家”。(《晋書·陶橫傳》)此後于永嘉年間，中原晋王朝發生了“八王之亂”，繼而又“五胡亂華”，導致中原漢人大規模南遷，使嶺南漢族移民數量激增，從東晋時起一直至唐代，朝廷一直推行“以俚治俚”的政策，大量敕封當地粵人爲公、侯，官至將軍、刺史、太守、縣令等等，客觀上有利于漢民和粵民的進一步融合。在這種良好的條件下，漢族的文化及語言就從西江中游不斷地向東傳播。粵語便逐漸成爲西江流城至珠江三角洲一帶的通行語言。這裏有一點必須强調，中原地區從“五胡亂華”起，受北方游牧統治達二百七十多年之久，漢語內部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相比之下，嶺南漢人所使用的粵語倒是較多地保留著魏晋年間中原漢語的面貌。唐代詩人張籍的《元嘉行》中就這樣寫道：“南人至今能晋語。”這樣看來，粵語與中原漢語的距離拉開，主要是中原漢語本身變化所致，當然，粵語在某些方面也接受古百粵語的影響，但這畢竟是次要的。

　　正因爲粵語從其形成之時起便較多地保存著南北朝之前中原漢語的面貌，因此，當它擁有西江流域及珠江三角洲這麽一片通行區域之後，便拒絕接受北方漢語的進一步同化。這種情况，突出地表現在它對客家話的態度上。我們知道，客家人進入嶺南，大約始于唐朝“橫浦之道”修通，到宋高宗南渡時形成高潮，那時嶺南原有漢族移民的勢力已經十分强大，幷控制了珠江三角洲及西江兩岸平原等經濟較爲發達的地區。因而新從中原遷來的客家人只得定居于嶺南山區。本來，客家話在當時要算是較爲標準的中原漢語，可是它傳入嶺南之後，已經無法進一步同化已經形成自己特點的粵語了，相反地，有些客家話地區後來則受到粵語的滲透，成爲“雙方言區”，甚至變成粵語區。由此可見，到了唐宋時期，粵語已經發展成爲一支具有顯著特點的漢語方言，幷且形成了以番禺(廣州)爲中心，以西江流域和珠江三角洲爲基礎的一種通行語言。

　　四、餘論

　　方言的分布，一般說來跟它的形成和發展有著密切的關係，只有弄清了粵語的形成和發展過程，我們才能對它的分布作出一個科學的分析；而分析今天粵語的分布情况，亦可印證它的形成和發展過程。

　　由于粵語在西江中部形成，後又借西江流域而向東西擴展(沿江而下至廣州以及整個珠江三角洲，溯江而上至廣西的南寧)。因此西江一帶的粵語一直保持著相當程度的一致性；而遠離西江的地區，語音就有較爲明顯的差异。例如地處西江中部的封川(即古廣信)及梧州與廣州距離較遠，但這一帶粵語與廣州話的差异很小；相比之下，地處廣州不遠的臺山、開平等地的粵語與廣州話的差別就很大；就連屬于廣州郊縣的增城，其語音與廣州話的差异也不小。這就說明，粵語各次方言的分布與西江有著明顯的關係。《中國大百科全書·語言文字》將粵語分爲粵海、邕潯、高陽、四邑、勾漏、欽廉等幾個片，這一分法是值得商榷的。如“勾漏片”，其中屬于西江中部的德慶、郁南、羅定、封開(除開建一帶)，語音比較一致，都接近廣州；而遠離西江的玉林、北流、容縣、蒙山等地，其聲韵調配合關係就各有不同，以精、清、從母爲例。玉林、北流、容縣念爲t、t‘，蒙山念爲θ，德慶、郁南與廣州念爲ts、ts‘。因此，將這些市縣的粵語劃爲一片是說不過去的。至于“高陽片”，據筆者調查，也是不能成立的。關于這一點，在筆者的《信宜粵語的文白异讀》(載《語言研究》1990年第二期)一文中已有詳述。這裏再補充一點，據熊正輝先生《廣東方言的分區》所述，劃分這一片的根據是“古心母字是否讀聲母”，然而，筆者作了個統計，在茂名、高州、信宜話中，由聲母所組成的音節僅占全部音節的4％，其他音節絕大多數跟廣州話差別不大(這一帶還有個聲母，但這個聲母“廣府片”一些地區也有，不成其差异)，因而，對語言交際無多大影響；而陽江與廣州兩地，語言交際就有困難，就連陽江與高州兩地的人員來往，其語言交際也有困難。究其原因，主要不在于有無聲母，而在于它的聲韵調配合關係與廣州話、高州話有較大的差別，它的八個聲調的調值與廣州話、高州話無一個相同。從地理位置上看，信宜和高州距西江不遠，歷史上與西江中下游交往較多。如信宜一帶，漢代曾屬西江中部的端溪縣(今德慶縣)，直至唐初，仍歸瀧州(今羅定)管轄，因此語言便受到西江一帶的影響，與廣州話差別較小。而陽江則遠離西江，歷史上跟西江中下游極少交往，其語言就與廣州話拉開了距離，形成了有別于廣州話的較多特點，因此不應把高州、陽江兩地的粵語劃爲一片。

　　那麽，粵語內部各次方言究竟怎樣劃分較爲合理呢?

　　如果從歷史的資料來考察，或從它的形成及其發展的角度來考察，筆者認爲可以把它分爲以下三個不同的層次：第一個層次是，以廣州話爲中心，以珠江三角洲及西江流域兩岸的縣市話語爲基礎，這是粵語系統中最爲通行的主體方言。這個主體方言語音詞彙比較一致，其共同點較多，各地人員來往用方言交談，語言上暢通無阻。必須指出，這個地域的粵語最爲典型，且在唐宋時期已經形成，因而粵語系統必然以珠江或西江流域的方言作爲主體。第二層次是珠江或西江流域的外圍或邊遠地區，其中包括東莞、增城、從化、清遠、廣寧、懷集、新興、雲浮、羅定等，還包括粵西走廊如信宜、高州、化州、吳川一帶，也包括廣西東南部一些縣市如岑溪、容縣、玉林、南寧等地。這些縣市的方言與廣州話比較起來，雖然有著各種不同的特點，但語音、詞彙的共同點仍然比較多，可以說是“大同小异”。跟廣州人用方言交談，基本上可以互相通話，是屬于粵方言系統中多種類型的次方言。第三個層次是非珠江或西江流域的粵語片，其中包括粵中的新會、臺山、開平、恩平，還有陽江、陽春等縣市，另外還包括廣西南部合浦（廉州）和靈山部分鄉鎮等一小片。這一非西江流域的粵語，無論在語音方面或詞彙方面，都跟廣州話有較大的差別。雖然同屬于粵語這個系統，但廣州人却很難聽懂，甚至根本無法聽懂。另外，根據地理位置和方言上的差异，我們還可以把非西江流域的粵語大致上分成三小片，即：四邑片、兩陽(陽江、陽春)片，廉州片。這三個小片的方言各自有濃厚的地方特色，語音、詞彙各片差別很大，片與片之間根本無法通話，但是它們却是同屬于一個粵語系統。

　　以上三種情况，筆者只是根據歷史上有關資料及今天通話的程度作出初步的勾勒，幷沒有深入各地作詳細的調查，因此只能提供參考。不過，這裏必須說明，語言是隨著時代的發展而發展的，在改革開放後的今天，由于經濟的發展，交通和資訊的發達，科學的進步，教育、文化水平的提高，人員交往日益頻繁，各地粵方言相互之間的差异，肯定會漸漸縮小，吸收廣州話的因素必然會越來越多，這是一種不可逆轉的趨勢。

　（與葉國泉合作）
　　1993年12月

封開粵語全濁塞音聲母初探

　　 封開縣由原封川和開建兩縣合幷而成，兩地方言同屬粵語，但其聲、韵、調有較大的差异。封川話(以羅董音爲標準)在聲母方面的顯著特點，是有全濁塞音［b］［d］［g］。本文試就此作一初探。

　　一、封川話全濁塞音聲母與《切韵》之關係

　　先看《封開縣志〈語言篇〉》中的例字：

　　［b］包本婆別　［d］多黨桃洞　［g］哥根葵共

　　其中包括《切韵》古全濁塞音幷、定、群母字和古清塞音幫、端、見母字。古幷母與幫母字都讀爲［b］，古定母與端母字都讀爲 ［d］，古群母與見母字都讀爲［g］。同時我們必須注意到，封川話沒有［p］［k］，有 ［t］但不是來自古端母而來自古精母，例如“左”(to)、“最”(tui)、“作”(tok)。因此《切韵》古幫、端、見母都讀爲全濁塞音，與古幷、定、群母合流。

　　這在粵語乃至漢語各方言中都是罕見的。根據筆者所掌握的資料，在廣東粵語各次方言中，保存全濁塞音聲母的只有四邑話與化州的下江話。四邑話有一種帶濁塞音的鼻音聲母［mb］［nd］［g］，它們顯然來自古明、泥、疑母，與古幷、定、群母無關。化州下江話據何科根、李健的調查，有［b］［d］而無［g］(見《化州話及其聲韵調特點》，梁猷剛《化州話的d》則認爲化州話“有［d］無［b］”)。何、李兩位先生又指出：“化州話的b、d幷不是來自古全濁聲母幷、定(幷、定已隨粵方言濁音清化整個大勢演變而爲相應的清音)，而是來自古清音聲母幫、端。”由此可見，在廣東粵語各次方言中，較爲完整地保存古全濁塞音聲母系統的，只有封川話。

　　二、封川話全濁塞音聲母的産生原因

　　對于漢語方言中全濁塞音聲母的産生，許多方言專家都認爲是少數民族語言影響所致。例如上述何、李兩位先生的論文就認爲：“化州話濁塞音聲母［b］［d］，産生的原因，是受了壯侗語族的影響。”是否這樣，筆者未作調查研究。但就封川話的全濁塞音聲母而言，却未發現跟壯侗語族的影響有什麽關係。封開縣境內的標話便屬于壯侗語族，它的聲母中幷沒有全濁塞音。它本身沒有的東西，又何以影響別的語言?顯然是說不過去的。

　　筆者認爲對于封川話全濁塞音聲母的産生原因，應分開兩方面來探討：

　　其一，古幷、定、群三母讀爲全濁塞音，這一點與《切韵》完全一致，可以肯定是《切韵》音系的保留。

　　其二，古幫、端、見三母讀爲全濁塞音，與《切韵》音系不同，是否也是古音的保留?筆者認爲也是古音的保留，是《切韵》之前的古音的保留。因爲語言學界已經公認，“濁音清化”是漢語各方言聲母發展演變的基本規律之一。幫、端、見三母在《切韵》讀爲清音，如果封川話由于受到別的語言(例如壯侗語)影響而演變爲濁音，那就不是“濁音清化”而是“清音濁化”了，這是不大可能的。根據“濁音清化”的規律，是否可以這樣推斷：在《切韵》之前的音系，全濁塞音聲母可能比《切韵》音系發達，可能有過幫幷、端定、見群合流的情况，而封川話古幫、端、見與古幷、定、群同讀爲全濁塞音，正是這種情况的保留。

　　三、從封川話全濁塞音聲母看粵語之形成

　　正因爲封川話全濁塞音聲母是《切韵》以及《切韵》之前古音的保留，我們就可以進一步推斷：在《切韵》編纂之前，大約是漢至南朝這一時期，中原漢語就已經傳入封川，幷逐漸偏離中原漢語發展的軌迹而形成爲一種方言，其表現之一，就是它的全濁塞音聲母沒有經歷“清化”的過程。因此，從今天的封川話，我們可以窺見早期粵語的某些面貌。

　　爲什麽早期粵語會形成于封川一帶?爲什麽今天的封川話仍保持著早期粵語的某些面貌?這就要從封川的歷史地位和地理位置來分析。封川古稱廣信，在兩漢時期曾是管理嶺南諸郡的“交趾刺史部”治所和“交州”州治；在地理上，它處于西江與賀江、灕江匯合之處，在大庾嶺古道開通之前，中原漢人入粵主要經靈渠、灕江和賀江這兩條通道，封川一帶自然成爲他們的主要落脚地。同時，封川又是嶺南人類最早的生存與發展之地，古百越文化較爲發達。中原文化和語言，也就首先在這塊地方傳播幷與古百越文化、語言融合，形成具有嶺南特色的文化和粵語。但在大庾嶺古道開通之後，它的地位又逐漸失落，與外界的聯繫逐漸减少，其語言也就較多地保存著早期粵語的面貌。筆者與葉國泉先生在《粵語源流考》一文中認爲，粵語形成于西江中部，也就是古廣信一帶；形成的時間始于漢代。封川話保存古全濁塞音聲母的事實，可從語音方面印證這一結論。　　　

　　　１９９６年８月

　　
粵語起源地新探

　　一、粵語是中原漢族移民帶來的

　　漢語是漢人的語言，粵語却不是粵人的語言。這話聽起來似乎有點荒唐，然而事實如此。

　　衆所周知，廣東在秦代之前屬于“百越之地”。“百越”乃漢語音譯，又寫作“百粵”，是古代南方土著的自稱。其構詞方法是通名在前，專名在後，意爲“越(粵)人”。從這一語詞可看出，那時候廣東人的交際用語是與中原漢語有很大差异的“百越語”。但“百越語”究竟是什麽樣子，現在已經難以考證。唯一的“化石”，是一部分地名中所保存的非漢語因素，例如“六建”“六賀”“六謝”“六吟”中的“六”（山沖），“那務”“那霍”“那錄”中的“那”（田），“羅鏡”“羅龍”“羅沙”中的“羅”（山地），等等。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地名的構詞方法，也是通名在前，專名在後；同時，其中通名的意思，今天居住在那裏的人已經完全不曉得，也就是說，這些地名中的非漢語因素在當地今天的粵語中已經不使用，恰好證明今天的粵語跟古百越語沒有繼承關係。

　　日本學者橋本萬太郎在他的著作《語言地理類型學》中，將全世界的語言分爲兩大類：一類是牧畜民型語言，另一類是農耕民型語言。印歐語屬于前一類，而漢藏語則屬于後一類。牧畜必須在大片草地上展開，大規模的區域遷移經常發生，牧畜型語言也就隨著這種遷移而帶到其他地區；農耕民靠小塊土地而生活，其語言發展方式則是以某一文明中心的語言緩慢地同化周圍的語言。

　　縱觀漢語漫長的發展歷程，雖然也不乏較大規模的區域遷移，但這種遷移幷非由于游牧而多半是由于戰爭，因此其發展方式仍是“以某一文明中心的語言緩慢地同化周圍的語言”，這一文明中心就是黃河流域。據邢公畹等先生考證，早在龍山文化時期即堯、舜時期，黃河流域就發生了一場以中原爲中心、在空間上向周圍、在時間上向後世擴展的“夏語化”運動；到西周時期，進而形成以夏語原産地——秦晋的方言爲標準音的“雅言”(見《漢藏語系研究和中國考古學》)。黃河流域之所以成爲文明中心，跟“夏語化”運動有著極大的關係。正是由于這種原因，當今的漢語各大方言之間儘管千差萬別，却總可以發現它與黃河流域的某種淵源。作爲漢語七大方言之一的粵語，便是如此。雖然它從古百越語言中吸收某些因素，但總體來看與古漢語有著更密切的淵源，有些語音和詞彙，在今天中原漢語已經失傳，在粵語中却保存完好。例如古漢語中的入聲韵母，在今天的中原漢語中已不復存在，而在粵語中就完整地保存著。由此可見，粵語雖然以“粵”命名，却非由古“粵人”的語言演變而成，不是古粵地的“土産”，而是從外地“引進”的，是漢族移民帶來的。

　　二、粵語形成于古廣信一帶

　　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中原漢人南移，發生于秦統一中國之際。公元前223年，秦國 60萬大軍攻滅楚國，便將大軍駐扎于五嶺，準備南征百越。到了公元前218年，西江中部的“西甌國”起兵反秦，秦始皇派50萬大軍征討。又派史祿在海陽山開鑿靈渠，將湘江與灕江溝通，以保證軍事上的運輸。靈渠便成爲中原漢人進入嶺南的第一條主要通道。公元前214年，戰爭告一段落，秦“發諸嘗逋亡人、贅婿、賈人略取陸梁地，爲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戍。”（《史記·秦始皇本紀》)徐廣注：“五十萬人守五嶺。”（《集解》)這50萬人，便是第一批漢族移民。

　　在秦始皇時期，嶺南各郡地曠人稀。直至東漢時的統計資料，南海郡也只有9萬人。因此，遷入50萬人，足以改變嶺南越人“一統天下”的局面。有些學者提出質疑，認爲一下子遷入那麽多移民絕無可能。但我們知道，大移民是秦滅六國之後爲了鞏固政權而實行的一項重要措施。秦始皇既然可以將12萬戶豪富遷徙到咸陽以及巴蜀，又將內地大批罪人遷徙到河套以及甘肅一帶，那麽，完全有可能將大批中原漢人遷至嶺南。雖不一定有50萬那麽多，但也肯定爲數不少。而秦始皇之所以搞大遷徙，其目的主要在于鏟除六國的地方勢力，因此這些移民不可能來自與嶺南比鄰的楚國，而多半來自中原或北方各國。由于他們是成批遷入，所以到達嶺南之後，能固守原有的文化習俗以及語言，因而成爲嶺南最早的“雅言”傳播者。

　　這批移民主要落脚于何處?史書沒有明確的記載。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當時的番禺即今天廣州一帶，仍是百越的天下。因爲直至秦末，趙佗在此建立南越國時，所任用的官員從丞相以下均是百越。就連趙佗本人，也得改變自己的服飾、生活習慣及其語言，將自己异化成百越，以便于統治。如果不是漢族移民的人數太少，百越的勢力太强大，他就不會那麽做。西江中部的情况就有所不同，因爲西甌人首先起來反抗秦始皇的統治，秦兵攻擊的目標也就集中于這個地區，而經過秦兵的征討，原來居住在那裏的百越大都逃散，從而成爲漢族移民落脚定居的最佳之地。同時，在那個時代，中原漢人進入嶺南，由于五嶺之隔，主要靠水路，除靈渠外，秦始皇三十四年，又在富川的嶺口修築一條新道，將瀟水和賀江聯結起來。這樣，賀江與灕江就成爲南北溝通的兩條主要通道，而賀江、灕江與西江交匯之處，也就成爲中原移民首先落脚之地。據《漢書》記載，到東漢時，地處西江中部的蒼梧郡的人口有 14萬，而南海郡只有9萬。這個曾經歷戰亂的地區，不但沒有變得一片荒蕪，反而人口密集遠遠超過南海郡，如果沒有大批漢族移民補充，是不可思議的。

　　大批漢族移民定居的結果，是使西江中部成爲嶺南最早的漢文化傳播基地，也就成爲嶺南最早的“雅言”傳播基地。漢武帝平定南越國之後，將監察嶺南9郡的“交趾刺史部”設于西江中部的蒼梧郡治廣信；東漢在嶺南設置交州，州治也在廣信。廣信也就成爲當時嶺南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漢族移民在這個地區取得了統治地位，作爲文明程度較高的征服者，其語言也就成爲優勢語言。當地土著將漢語作爲第二語言來學習、來掌握，“雅言”也就在這一帶逐步流行開來。

　　從東漢末年起，中原經歷300多年的戰亂，導致中原漢人更大規模南遷，嶺南漢族移民人數激增。這些漢族移民南遷的途徑，雖然各有不同，但靈渠作爲主要通道的地位幷未改變。雖然東吳政權已于公元217年將交州州治從廣信搬到番禺，但西江中部作爲漢族移民主要聚居地的地位幷未失落。因此，經歷兩次移民浪潮之後，中原文化和語言，首先在這塊地方傳播幷與百越文化、語言融合，從而逐步形成自己的特色。更重要的是：“五胡亂華”之後，中原受北方游牧民族統治長達270多年，其語言面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原來的“雅言”幾乎蕩然無存；而嶺南漢族移民的語言沒有經歷這場衝擊，也就較多地保存著“雅言”的面貌，從而跟中原拉開了距離，成爲漢語的一種方言，這就是早期的粵語。由此可見，粵語形成于西江中部，說得再具體一點就是古廣信一帶。

　　三、從封川話看早期粵語的面貌

　　方言的形成直接影響著它的分布。反過來，分析方言的分布情况，也可以印證它的形成和發展過程。由于粵語形成于西江中部，後沿江而下向珠江三角洲擴展，因此，西江中下游一帶的粵語一直保持著較大程度的一致性；而遠離西江的地區，如“四邑”(臺山、開平、恩平、新會)、陽江等，語音差异就較爲明顯。就拿封開縣的粵語來看，南片講封川話，北片講開建話。這兩種次方言雖然同屬粵語，但其聲、韵、調有較大的差异，基本不能通話。封川屬古廣信縣地，地處西江邊上，因此這一帶的粵語與廣州話差异幷不大；而開建話跟廣州話就有較大的差异。

　　下面是《封開縣志》所載的封川話音系(由于封川鎮的粵語受廣州話影響較大，故以羅董音爲標準)：

　　(一)聲母：

　　b　包本婆別　　　p’　怕跑潘朴　　　m　馬毛門木

　　f　　　　　飛風火訓　　　　d　　　　　多黨桃洞　　　　　　t　　　　　左走曾宗

　　t’　　　　偷痛草切　　　　　n　　　　　糯腦南農　　　　　　1　　　　　來漏爛落

　　q　　　　　歌根葵共　　　　　　k’　　　　開口看曲　　　　　　h　　　　　蝦香河雄

　　ts　　　　　紙張綢著　　　　　　ts’　　　　吹抽春出　　　　　　s　　　　　書手傷叔

　　 　　　　　鋤三坐罪　　　　　　　　　　愛嘔烟黃

　　(二)韵母：

　　1.單韵母6個：

　　a　壩亞　　o　多可　　e　姐寫　　i　　資醫　　u　布土

　　y　　　　　女住

　　2.複韵母11個：

　　ai　　　　　拜界　　　　　　au　　　　　包交　　　　　　u　　　　　報好　　　　　　ou　　　　　頭酒　　　　ia　　　　　也

　　ie　　　　　野夜

　　ua　　　　瓜話　　　　　　uo　　　　　果禾　　　　　　ue　　　　　鶏貴　　　　　　uai　　　　　怪懷　　　　ui　　　　　來水

　　3.鼻音韵母19個：

　　am　　　　　膽蠶　　　　　　om　　　　　感林　　　　　　im　　　　　鐮鹽　　　　　　yom　　　　　音飲

　　 an　　　　　炭餐　　　　　　n　　　　　賓貧　　　　　　in　　　　　天建　　　　　　in　　　　　因恩　　　　　　un　　　　　真斤

　　a　　　　　彭生　　　　　　　　　　　燈肯　　　　　　　　　　　幫江　　　　　　e　　　　　病聲　　　　　　o　　　　　東風

　　i　　　　　 想章　　　　　　i　　　　　英形　　　　　　io　　　　　容用　　　　　　ua　　　　　橫　　　　　　　　　　　五吳

　　4.入聲韵母15個：

　　ap　　　　　塔鴨　　　　　　p　　　　　合習　　　　　　ip　　　　　接業

　　at　　　　　達八　　　　　　t　　　　　筆不　　　　　　it　　　　　一　　　　　　ut　　　　　七出

　　ak　　　　　百客　　　　　　k　　　　　北黑　　　　　　ek　　　　　席石　　　　　　ok　　　　　木局

　　ik 　　　　略藥　　　　　　ik　　　　　益易　　　　　　iok　　　　　肉玉　　　　　　uak　　　　　劃

　　(三)聲調：

　　陰平　55　科花追高天方甘冬

　　陽平　24　婆梅橋流田黃名窮

　　陰上　35　苦彩巧九顯引想桶

　　陽上　13　坐買舅淡近冷兩重

　　陰去　53　過布最叫戰奮唱送

　　陽去　22　話度累道電亮共用

　　上陰入55　汁濕職筆一德福曲

　　下陰入43　塔接割鐵却桌百尺

　　陽入　22　雜十杰月賊食石俗

　　上述可見，封川話具有粵語廣府話的基本特點：在聲母方面，沒有翹舌音，“見”組讀爲牙音（舌根音）；在韵母方面，保留著鼻音韵母［m］和全套入聲韵母：［p］［t］［k］；在聲調方面，上聲與去聲均分陰陽，入聲則分爲上陰入、下陰入和陽入，等等。事實上，封川人與廣州人在通話上沒有多少障礙。《中國大百科全書(語言卷)》中“粵語”一條將它劃人“勾漏片”，是不符合實際情况的。

　　然而，封川話與廣州話也有相异之處，其中最爲突出的，是它的聲母中保存著全濁塞音［b］［d］［g］。從其例字看，既有《切韵》古全濁塞音幷、定、群母字，也有古清塞音幫、端、見母字。順便說明：封川話沒有［p］［k］，有［t］但不是來自古端母而來自古精母。因此，古幷母與幫母字都讀爲［b］，古定母與端母字都讀爲［d］，古群母與見母字都讀爲［g］。

　　這種情况，從交際通話來看，不會帶來多少障礙；而從語言學的角度來看，却值得重視。因爲在今天的粵語，甚至在漢語各方言中，如此完整地保存著全濁塞音聲母的，實屬罕見。根據筆者所掌握的資料，在廣東粵語各次方言中，保存全濁塞音聲母的只有四邑話與化州的下江話。四邑話有一種帶濁塞音的鼻音聲母［mb］［nd］［ng］，它們來自明、泥、疑母而不是古幷、定、群母。化州下江話據何科根、李健的調查，有［b］［d］而無［g］(見《化州話及其聲韵調特點》，梁猷剛《化州話的d》則認爲化州話“有［d］無［b］”)。何、李兩位先生又指出：“化州話的b、 d幷不是來自古全濁聲母幷、定(幷、定已隨粵方言濁音清化整個大勢演變而爲相應的清音)，而是來自古清音聲母幫、端。”而封川話不但保存著［b］［d］［g］，而且跟古幷、定、群母相對應，也就十分值得研究了。

　　對于漢語方言中全濁塞音聲母的産生，許多方言專家都認爲是少數民族語言影響所致。例如上述何、李兩位先生論文就認爲：“化州話濁塞音聲母bd，産生的原因，是受了壯侗語族的影響。”是否這樣，筆者未作調查研究。但就封川話的濁塞音聲母而言，却未發現跟壯侗語族的影響有什麽關係。封開縣境內的標話便屬于壯侗語族，它的聲母中幷沒有全濁塞音。它本身沒有的東西，又何以影響別的語言?顯然是說不過去的。

　　從《切韵》得知，唐代以前，中原漢語是有全濁塞音的。直至北宋邵雍作《聲音倡和圖》，將濁音按照平仄分別與次清音、全清音相配，才出現濁音清化的先導。大約到金、元占領中原，濁音清化才真正完成。早在秦漢時期就已經傳入封川的漢語，當然有可能偏離這種演變軌迹而原封不動地保留著全濁塞音，這是不難理解的。但是，古幫、端、見三母在《切韵》中讀爲清塞音，封川話却讀爲全濁塞音，這是否“清音濁化”?筆者認爲不大可能。因爲“濁音清化”是漢語各方言聲母發展演變的基本規律之一，傳入封川一帶的漢語也不例外。而根據“濁音清化”的規律，是否可以這樣推斷：《切韵》之前的音系，全濁塞音聲母可能比《切韵》音系更爲發達，可能有過幫幷、端定、見群合流的情况，而封川話中古幫、端、見與古幷、定、群同讀爲全濁塞音，正是這種情况的保留。

　　正因爲封川話全濁塞音聲母是《切韵》以及《切韵》之前古音的保留，我們就可以進一步推斷：在《切韵》之前，大約是漢至南朝這一時期，中原漢語就已經傳入封川，幷逐漸偏離中原漢語發展的軌迹，其表現之一，就是它的全濁塞音聲母沒有經歷“清化”的過程，從而形成具有自己特點的方言，那就是早期的粵語。所以，從今天的封川話，我們可以窺見早期粵語的某些面貌。

　　 1998年2月

　　
改革開放與“粵語熱”
　　一、“熱土”效應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廣東有不少東西漸漸走紅：“廣貨”引起青睞，“粵菜”香飄南北，就連廣東的流行歌曲，也由于那股濃重的“粵”味而頗受各地少男少女的喜愛。還有一種值得注意而又使一些人大惑不解的，是粵語的走紅。

　　許多外省人踏進廣州，第一印象也是最深印象，莫過于滿耳聽不懂的粵語。有人甚至說：“嘰哩咕嚕的”，“跟聽外國話差不多。”如今，這種“嘰哩咕嚕的”粵語却成了一股“熱”，其勢頭幷不亞于廣貨與粵菜。

　　北方人常把粵語稱爲“廣東話”，其實它幷非廣東全省都通行的語言。廣東的方言除了粵語之外，還有客家話和屬于閩語的潮汕話，它們“鼎足三分”廣東的河山。其中粵語區的人口3000萬左右，尚未達到全省總人口的半數。在全國七大方言中，粵語使用人數幷不算多，不僅遠少于北方官話，而且也少于吳語，大概與閩語幷列第三。不過，粵語所通行的地區在當今是令人注目的，不僅包括南方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廣州和廣東三個特區中的兩個——深圳、珠海，而且包括80年代崛起的“廣東四小虎”：南海、順德、中山和東莞，以及經濟發展較快的珠江三角洲其他一些市縣。這些地方被許多人稱之爲“熱土”。此外，香港與澳門也通行粵語，海外華僑中說粵語的也占相當比例。隨著特區和珠江三角洲的這片“熱土”的經濟輻射作用越來越大，隨著海內外經濟合作的迅速發展，這些地區所通行的粵語也就“香”起來了，“紅”起來了，“熱”起來了。

　　日常語言是人們交流思想的重要工具，因此，人們選擇什麽語言來進行思想交流尤其是進行經濟上的交往，不可避免地受到功利主義思想的支配，在市場經濟成爲國民經濟發展主要取向的時代尤其是這樣。廣東尤其是珠江三角洲許多企業在招聘管理人員時，都特別聲明一條：“會說粵語者優先錄用”。說其他方言的人要到珠江三角洲求職，或者要到珠江三角洲及香港、澳門去經商，去辦事，與其學講普通話，倒不如學講粵語，因爲粵語在這些地方更有交際用途，更有經濟價值。爲了適應經濟交往的需要，省內許多講閩語或客家話的地方都興起學習粵語的熱潮。汕尾市原屬閩語區，通行“福佬話”。從1984年起，就舉辦粵語培圳班，每一期都開一二十個班，參加學習人數之多，實在罕見。有人粗略統計過，在操福佬話的汕尾居民中，現在能講粵語的將近90％，能聽懂的就幾乎100％了。

　　汕頭市本是閩語中一種次方言——潮汕話的中心，近年來也有不少人主動學習粵語。根據汕頭大學林倫倫先生統計，從1991年到1992年，該市大專院校公共關係專業和秘書專業學生中修習粵語課的有6個班325人，職業中學、夜校及私人開設的粵語短訓班每年達20多個，培訓人數800人左右。林先生還在該市金鳳城、汕樟立交橋下、海濱廣場等三個個體商場調查了30間個體小商店50多位檔主，發現每個攤檔至少有1至2人能說流利的粵語，其他許多人也至少能聽懂。而國際大酒店、金海灣大酒店和龍湖賓館的門童和大堂櫃檯服務員，凡原籍爲汕頭市區者，幾乎都能講粵語。

　　由此看來，在不斷推廣普通話的過程中，粵語不但不會削弱，而且還有進一步發展和擴大的趨勢。有的專家預見：這一趨勢如果繼續發展下去，那麽，在不遠的將來粵語必然會成爲廣東全省的另一種共同語。

　　隨著珠江三角洲一帶的經濟不斷發展，粵語的地位也隨之而提高，其影響也遍及全國。在北方各個省市，近幾年來掀起了一股廣東熱和香港熱，隨之也帶來了粵語熱，出現一種“北方人南下，廣州話北上”的情况。

　　在上海，就先後舉辦過各種不同程度的粵語培訓班。參加學習的多半是一些青年大學生，他們的學習目的很明確：有的要出國留學，學好粵語爲的是要在美國唐人街打工吃得開；有的要到特區中外合資企業工作，深感不懂粵語對日後開展工作不利。據說上海長寧區的中華職業補習學校粵語班自1980年創辦至今，學員已有1200人，現在更趨于興旺。此外，還出現了“上海粵語學會”，開辦低中級粵語班，徐匯區的僑聯也辦起了僑光補習學院粵語專修科。

　　在普通話中心的北京，也有不少人學講廣州話。一些企業招工、招幹，優先錄用會說廣州話的應聘者。廣東人在京開辦的各種商店、企業約有三千家之多，顧客到那裏購貨，便趁機向老廣學講廣州話。街道上到處出現了不少諸如“機恤”之類的商品廣告，出現了“髮型屋”之類的招牌，個別小餐館的門口還竪起“食先比錢”的牌子，至于“打的”、“炒更”之類的口語，更是隨處都可以聽到。

　　粵語走紅不僅反映于經濟生活，而且也反映于文化生活。其中最爲引人注目的，是風靡全國的粵語歌曲，有香港的，也有廣東的。這些歌本來大都有“國語版”，但相當一部分少男少女總覺得非用粵語唱不够味兒。比如，在那遙遠的西藏，當你漫步在拉薩的街頭，不僅可以看到一間間的藏粵商場、香港時裝屋、廣州粵菜館，還可以聽到各種粵語歌。在歌舞廳和夜總會，青年藏胞歌手們輪番上場。什麽《護花使者》，什麽《烟雨凄迷》，什麽《愛得比你深》，什麽《不裝飾你的夢》，粵語模仿得完全可以亂真。一曲《一生何求》，引起了滿座的掌聲!

　　至于夾帶著粵語的廣東文學作品，近年來也出現了一種方興未艾的勢頭。30年代歐陽山等作家曾經提倡“粵語文學”幷身體力行，結果響應者寥寥；60年代初歐陽山又提出“東西南北調”，也沒有引起太大的反響。到了80年代，老作家吳有恒進一步提出“南腔北調”的主張，認爲“廣東人講官話，非其所長，我寧可避其短”，呼籲“我們有責任把我們這地方語言中精彩的東西介紹給全國。”(《應有個嶺南文派》)這一主張引起了强烈的反應。運用方言的問題，成爲廣東文學界的熱門話題之一。許多中青年作家，還以其創造性的實踐，使作品的語言産生了新的突破，楊幹華的《天堂衆生錄》、《天堂掙扎錄》等小說便是其中的佼佼者，他運用方言之出神入化，簡直到了令人拍案叫絕的地步。近年崛起的青年女作家劉西鴻，則以其帶有濃重的南方都市氣息的“粵味普通話”令人耳目一新，形成一種引起全國關注的“劉西鴻現象”。

　　粵語的走紅幾乎是全國性的。不但是粵語本身走紅，就連粵語字典之類的工具書及其出版讀物、錄音帶等也暢銷全國。饒秉才先生于1983年主編的一部《廣州音字典》，成爲全國最暢銷的書籍之一。此書年年重版，已印刷十多次，至目前仍然供不應求。植符蘭先生于1992年寫了一本《廣州話六百句》，也頗受讀者的歡迎。此書本來是內部教材，是爲外國留學生開設粵語課程而寫的，植先生根據國內大學本科生的要求，將它公開出版發行。此書一發到書店，不幾天便搶購一空。

　　隨著粵語不斷地由南向北擴散、幅射，在粵語區內部，各個次方言區的語言也逐漸地向廣州話靠攏，縮小了與廣州話的差別，其語音、詞彙和語法等也越來越標準化與規範化。粵語在全國七大方言中樹立了很高的威信，它充分顯示了一種“强勢語言”的衝擊力量，其地位僅次于全國使用人口最多的北方話。

　　二、勸君少學秦始皇

　　“粵語熱”也同廣東的其他“熱”一樣，一出現就受到某些人士的責難。所不同的是，這些人士對其他各種“熱”的責難往往斥之爲“過熱”，而對粵語的責難則沒有這個詞。因爲他們認爲：粵語只能“冷”而不能“熱”，無須考究“過”與“不過”。“粵語熱”反映了廣東“推普”不力。

　　廣東“推普”是否不力?我們不妨稍作回顧。且不說五六十年代的推普熱，就以開放改革以後來說，廣東從省委領導直到教育部門宣傳部門，從大學專家到小學教師，爲推廣普通話做了多少工作，花了多少氣力！ 1982年上半年，當時任省委書記的任仲夷同志，就指示廣東電臺加强推普工作，組織語言專家編寫推廣普通話的廣播稿，在電臺開設《廣東人怎樣學好普通話》的講座，該講座共設64講，電臺反復播放了三次。之後，所編寫的教材五花八門，數不勝數，有錄像，有錄音，有大部頭，也有小册子。筆者之一的葉國泉，就參與寫過一本《粵語區人學習普通話趣談》，銷量頗佳。電視臺除了堅持播放《每天一句話》、《口語“三合一”》、《你我都學普通話》等節目外，還定期舉辦競賽活動。小學、中學、大學均有漢語拼音課，有關行業也辦過多期普通話培訓班。所花費的人力、財力，在全國各省市中大約可算首屈一指。能說廣東“推普”不力嗎?

　　也不能低估廣東“推普”的效果。事實上，現在的廣東人，尤其是城鎮居民，凡有相當文化水平的，都會說普通話。廣州街頭的個體戶，大都善于察顔觀色，如果顧客是外地人，便用普通話接待，因爲這樣可以提高經濟效益。不過，即使是能說一口流利普通話的廣東人，當他們與說粵語的人打交道時，便自然地使用粵語而不使用普通話。爲什麽會這樣?這就必須從粵語本身來考察了。

　　唐人賀知章有兩句詩：“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由此可見，方言區的人們對自己的“鄉音”懷有何等深厚的感情。這是因爲，語言，包括方言，是它所通行的這個地區人們文化心理的積澱，正是這種文化心理，使人們熱愛自己所習得的語言和方言，即使後來掌握了民族共同語甚至其他語言，所習得的語言和方言也會作爲母語而長期存在，只要這種文化心理沒有消失，它就不會被別的語言或方言所取代。普通話以北方話爲基礎方言，它主要是北方人文化心理的積澱，而粵語區人們由于文化心理與北方人有著較爲明顯的差异，對母語的熱愛就比湘、贛等方言區更爲强烈，這是很自然的。這種文化心理幷不影響他們對普通話的學習，却必然影響到他們對普通話的使用頻率。只要他們基本掌握了普通話，不影響與其他方言區人們的交際，又何必對其語言習慣橫加干涉呢?同樣，其他方言區的人在學習幷掌握普通話的同時，學習幷掌握粵語，也完全是爲了交際更加方便。這本是件好事，又何必諸多指責?

　　周恩來總理在1958年就指出：推廣普通話是爲了消除方言的隔閡，而不是禁止或消滅方言。然而，有的人總是將推廣普通話錯誤地看作是要“統一語言”，消滅方言。早些時候，筆者在《南風窗》雜志讀到一篇文章，題爲《夏日炎炎“煲冬瓜”》，“煲冬瓜”者，普通話也。這份雜志筆者本人是很喜歡看的，那篇文章也幷非一無是處，然而所引述的一位中學歷史教師的“高論”，竟使我們這些從事語言研究多年的人聽起來亦大惑不解。他說：“秦始皇爲何能成爲千古一帝?最主要的功績是他完成了國土的統一大業，幷且統一了度量衡，統一了車軌，統一了貨幣，還統一了文字。唯獨沒有將語言統一起來，這也許是秦始皇的終生遺憾。”秦始皇究竟是個千古暴君還是所謂“千古一帝”，這裏暫且不加評說，但將“統一語言”跟秦始皇的那幾項統一相提幷論，認爲是他的“終生遺憾”，不禁令人不寒而栗。好在這位教師沒有早生二千年，好在秦始皇無法再世，否則，那個“千古一帝”讀到此論，也許會拍案叫絕幷加以實行，那麽，中國大地恐怕又會遭受一場浩劫。

　　不過，即使秦始皇當初搞起“統一語言”，也未必能殃及粵語，因爲那時候粵語尚未形成。粵語究竟是怎樣形成的?語言學界有些人認爲粵語源于古百越的語言，至少也是古百越的語言跟古中原漢語混合而成。古百越亦稱“百粵”，“百”是個音譯，意爲“族”或者“人”，“百越”或者“百粵”意爲“粵人”。今天的廣東人絕大部分幷非古粵人之後代，而是從中原移居嶺南的漢族移民之後代。可能正是由于這個緣故，雖然廣東簡稱“粵”，廣東人却不大願意自稱爲“粵人”。那麽，粵語是否粵人語言?或者是否可以說，粵語是從古百粵語演變而成?答案同樣是否定的。首先，古粵人的各部落互不統屬，不可能形成什麽統一的“古百粵語”。至于古粵人某些部落的語言，我們可以從一些地名中找到痕迹。筆者曾對粵西部分地名作過考究，發現其中有些音節，從粵語無法解釋其意義，例如電白縣“那霍”“那笈”以及化州縣“那平”“那務”中的“那”，信宜縣“六賀”“六琶”“六雲”以及廣西容縣“六吟”“六振”中的“六”，其原來意思今天居住在那裏的漢人已不曉得，而從壯語中却可以找出它們的所指。“那”意爲“田”，“六”意爲“山沖”。它們均置于地名開頭，這亦與壯語的構詞特點相符。由此可見，說壯語與古百粵某些部落的語言有點淵源，似乎還可信；認爲粵語來自“古百粵語”，則是怎麽也說不過去的。還有學者舉出今天粵語與壯語中一些通用的口語詞，幷據此說明兩種語言的“母體”“曾經發生過相互混合的階段，然後才各沿著不同的道路繼續發展”，由此證實“粵語的形成跟古越語 (準確地說是跟“古百越語”)本來就有著十分重要的關係”。(見李敬忠《粵語是漢語族群中的獨立語言》)這也不成爲其理由。因爲這種通用的詞語本來就不多，而且相當部分可從古漢語中找出它們的來歷。何况，使用這類口語詞的幷不僅是粵語和壯語，客家話同樣也有，而誰也沒有認爲客家話的形成跟古百粵語有什麽重要關係。在今天的粵語中，我們倒是可以找到不少英語詞，是否能據此而認定粵語與英語有什麽“淵源”?顯然不行。薩丕爾指出：“語言像文化一樣，很少是自給自足的。”(《語言論》)粵語在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從其他方言和語言吸收一些因素，但這不能視作它來源的依據。同時，今天的粵語語音比其他漢語方言更接近《切韵》音系，而《切韵》音系正是中古漢語的代表音系。由此足可證明，粵語雖然姓“粵”，却跟古“百粵”的語言沒有親緣關係。它不是“本地特産”，而是從外地“引進”的，是漢族移民從中原帶來的。而首先將中原漢語帶入嶺南的，正是秦始皇平定百越之後“謫徙民五十萬戍之”的那些“徙民”。他們所帶入的，當然是那時地道的中原漢語，也就根本用不著秦始皇來“統一”。倘若秦始皇再世，他也根本聽不懂今天的普通話，倒是可以聽懂一點粵語。

　　漢族“徙民”所帶入的古代中原漢語發展形成爲粵語，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我們知道，中國歷史上封建王朝的一大特點，是每隔數十年或兩三百年就會發生一次戰亂，而這種戰亂基本上發生在封建王朝統治中心中原地區，因而每一次戰亂，便出現一次較大規模的中原漢人南遷潮，廣東則成爲這些南遷漢人的一個主要目的地。其中歷時最長、規模最大的一次中原漢人南遷潮，出現于西晋永嘉年間至隋朝統一中國前後，歷時 270多年之久。嶺南的漢族移民數量大增，其漢語也逐漸成爲西江流域至珠江三角洲一帶的通行語言；而這個時期，中原基本上爲北方游牧民族所控制，其語言面貌隨之而發生明顯的變化，嶺南的漢語也就跟中原漢語逐漸拉開了距離，沿著自己的軌迹而發展成一種具有相對穩定性的方言，這就是早期的粵語。

　　由此可見，嶺南漢族移民的語言對中原漢語，經歷了一個“趨同”到“求异”的轉變，這種轉變一旦完成，就標志著嶺南漢族移民的語言已經形成自己的特色幷有了一定的流通範圍及中心，也就標志著粵語的形成。在這種情况下，粵語便停止接受甚至抗拒中原漢語的進一步同化了。這種轉變，突出地表現于它對客家話的態度上。我們知道，客家人進入嶺南，大約始于唐朝開元年間“橫浦之道”修通，到宋高宗南渡時形成高潮。那時嶺南原有漢族移民的勢力已經相當强大，因而新遷入的客家人只得定居于粵北和粵東北山區。本來，客家話在當時要算是較爲標準的中原漢語，只要將它與元代《中原音韵》加以對照便可證實這一點，然而這種中原漢語傳入嶺南之後，已經無法同化那裏的粵語了。相反，有些客家人逐漸接受了粵語。可見，方言之間的“趨同”抑或“求异”，是有其規律的。如果違背這種規律，用政治手段去强行“統一”，後果只會適得其反。前蘇聯急于搞什麽“語言共同體”而導致國內矛盾激化，便是一個“前車之鑒”的好例子。

　　 語言學家陳建民先生曾經指出：“現在，有些地方提出既然推廣普通話，方言就無須調查、研究了。事實上仍然把方言看作消滅對象。對此，方言區的人在感情上難以接受，甚至會産生逆反心理。根據普通話與方言勢力的消長與地方文化傳統的關係，普通話與方言將長期幷存，未來的語言格局不會是一元化(普通話化)，而將是多元化(普通話與諸方言共存分用)。” (《從語言接觸看中國大陸的封閉性文化》)可見，不管是在今天還是在未來，誰想效法秦始皇“書同文”去搞什麽“統一語言”，都是蠢之又蠢的。

　　三、“新潮詞語”的旋風

　　只要對當前“粵語熱”略加考察，便可發現：最走紅的是粵語中的那些“新潮詞語”。這些“新潮詞語”是指在改革開放中流行起來的市場用語以及生活用語，而且多半是從香港引進過來的。它們乘“粵語熱”而成爲一股刮遍全國的旋風，反過來又對“粵語熱”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

　　例如“的士”，本是英語“taxi”的粵方言音譯，在粵語區尤其是香港已經使用了很長一段時間，近年來則吹遍全國幾乎所有大中城市。本來，普通話中早已經有規範的叫法：“出租小汽車”，但這一規範名稱逐漸爲“的士”所取代。在我國最大的城市上海，這一外來詞語的流行驚動了市政府領導人，他們在 1986年以行政手段“規定”：即日起，出租汽車凡“繼續標有‘的士’字樣的，將不准上街營業。”這麽一來，“的士”兩字便在上海出租汽車頂上消失了，但是這個詞語幷沒有消失，依然在日常語言交際中流行。

　　不必將外來詞語視爲洪水猛獸，它們其實是對外開放的必然産物，是“异文化的使者”。早些時候，張德鑫在《第三次浪潮》一文中，描述了歷史上出現的三次外來詞語引進浪潮：第一次出現于東漢末年，由于佛教傳入，大量梵語和巴利語中的佛教語彙便出現于漢語之中，其中有些今天已經成爲常用詞語，例如：“現在”、“過去”、“未來”、“刹那”、“須臾”、“一念”、“一瞬”，以及成語“五體投地”、“想入非非”、“現身說法”、“空中樓閣”、“不可思議”、“曇花一現”、“一塵不染”、“自取滅亡”等等，至于音譯詞如“魔”、“佛”、“和尚”、“尼姑”、“羅漢”、“閻羅”等更是衆所周知的。第二次浪潮始于明末，至19世紀中葉形成。隨著西方文化的不斷傳播，以英語爲主的外來詞語被大量吸收進漢語，除了音譯詞如“馬達”、“香檳”、“沙發”、“坦克”、“撲克”等等之外，還有許多是由日本借古漢語的詞來意譯西方詞語然後再被借回漢語的，當今使用頻率極高的“革命”、“同志”、“經濟”、“文化”、“法律”、“環境”等均屬此類。如果視外來詞語爲“污染”，爲洪水猛獸，加以排斥，那豈不是連“革命”這個詞語也不能用了?！

　　80年代以來由于實行對外開放，中外經濟文化交往劇增，出現了外來詞語輸入的第三次浪潮。這次浪潮跟前兩次比較，不但來勢更猛，輸入量更大，而且有個明顯的特點，就是通過港澳這座橋梁。大多數外來詞語都是先輸入港澳，被港澳的漢語吸收幷流行了一定時間之後，再被引進到內地的。港澳本身是粵語區，因而所引進的音譯詞多帶粵語方音，意譯詞及音意兼譯詞也帶有粵語的構詞特點，加上廣東尤其是珠江三角洲與港澳毗鄰，這些外來詞語就首先輸入粵語之中，成爲粵語的一個組成部分，然後隨著粵語的擴散而推向全國各地。因此我們認爲，對于今天的“粵語熱”，必須結合外來詞語引進的“第三次浪潮”一幷來考察。

　　在“第三次浪潮”中被引進來的外來詞，其數量有多少，我們還沒法作出精確的統計，不過從其類別來看，多半是一些商品詞和一般生活語詞兩類。在這兩類詞之中，較早引進的、數量較多的是商品詞。屬衣著類的，如：T恤、迷你裙、比基尼、領呔、法蘭絨、波士尼等。屬食品類的，如：曲奇餅、麥當勞、咖啡、咖喱、蛋撻、旦戟等。屬于娛樂類的，如：卡拉OK、喳喳舞、探戈、鐳射、花臣等。這些詞語，在今天的廣東，不僅青年人使用，中老年人也使用，它們的涵義幾乎是家喻戶曉的了。有些東西本來就屬于外來之物，這些外來之物自然就帶來外來之名。外來之物借用外來之名，這是我們在語言的使用上最爲省事、最爲方便的一種辦法。

　　但是，也有一批外來詞語所指稱之事，漢語本來早已有其名，可是近年來一些青年出于時髦的心理，或者爲了把話說得新鮮一些，便故意以洋名稱之。比如稱謂語，不說“媽媽”，而說“媽咪”；不說“叔叔”，而說“uncle”；不說“小姐”，而說“miss”；不說“女朋友”，而說“girlfriend”；不說“老師”，而說“sir”；不說“老闆”，而說“boss”，不說“妻子”，而說“wife”等等。還有一批日常口頭用語，近幾年來不少青年也以洋名稱之，例如把“對不起”說成“sorry”，把“好開心”說成“好happy”，把“識做”說成“識do。”，把“小商店”說成“store”，把“低級”說成“低class”等等。以洋名代替漢名，廣州學生界用得最爲普遍，筆者曾在一所中學和一所大學分別作過抽樣調查，從衆多英語單詞中選出了一批常用的詞，分別調查其使用者所占百分比，估列舉其中10個詞的調查結果：

　　1．byebye(再見)：中學生和大學生均爲100％；

　　2．do(做)：中學生88％，大學生92％；

　　3．sorry(對不起)：中學生90％，大學生96％；

　　4．cool(冷漠)：中學生98％，大學生100％；

　　5．face(面子)：中學生和大學生均爲100％；

　　6．boss(老闆)：中學生98％，大學生100％；

　　7.party(聚會)：中學生和大學生均爲100％；

　　8．sir(老師)：中學生98％；大學生84％；

　　9．happy(開心)：中學生94％，大學生100％；

　　10．money(錢)：中學生與大學生均爲100％。

　　可見，相當一部分英語借詞已融進青年人的粵語口語中，幷取代原有的母語成爲時髦口語，而在青年人當中尤以大學生使用得最多。

　　粵語中夾用英語單詞的現象不僅出現于口語裏，而且也常常出現在廣東的報紙、雜志上。例如《羊城晚報》1993年5月 17日晚會版就有一篇題爲《校園持卡一族》的文章， 其中就有這麽一段話：

　　有時，他們還冷不防晃一晃手中的小卡，對同伴喊：“喂,今天Shopping(購物）去。”這，便是羊城學生中的“持卡一族”。……學生持卡心理則大同小异，都離不開把自己“包裝”得現代一點的心態，有的直言不諱，持卡八成是“扮”(造作)，有的美其名曰爲“領略新科技”。也有不少學生在風風火火的持卡一族面前持冷靜態度，認爲自己還不是“揾銀(掙錢)階層”。

　　這是一種十分奇特的語言變异現象，在普通話中既夾用粵語，又夾用英語，粵、英、普三者合一，既土又洋，反映廣東開放改革後的語言變化，讀來使人頗覺新奇。

　　再舉《廣州青年報》1988年1月7日第一版《拉起手來，就是一座橋》中一段：

　　 我喜歡郊游，媽咪(媽媽)話(說)我浪費時間，閑時我喜歡跟一群“發燒友”操起樂器，爹地(爸爸)又話我不務正業。我告訴他，現在潮流夾band(樂隊)，他更是一頭霧水，不知band是何物。他們根本不理解我們，這就是“代溝”。

　　如果翻開廣東一些通俗性、娛樂性的雜志，我們也隨時可以看到這些中英混雜、生動活潑的語句。比如由廣東作家協會主辦的《少男少女》雜志，就充分顯示了廣東青少年中的這種“中英混合文化”。1989年3月份，該刊物一個欄目于脆連用兩個英語單詞做標題：《Friend Friend》(朋友、朋友)。在《女生這樣對男生說》欄目裏，就有一篇文章，其標題是《請勿“扮 Cool”》(請不要裝作冷漠)。在《大特寫》欄目中有《形形色色的性罪背後》一文，作者寫道：

　　 確實，生活在廣州這個開放城市的中學生，他們每天都接受著大量的刺激信號：……他們隨身携帶的Walkman (微收放機)裏亦播放著帶有暗示性的流行歌曲……。

　　《南風窗》和《黃金時代》等雜志也是如此。試看《黃金時代》1990年第2期《闖世界》欄目裏所刊登的《國際盲流》中一段：

　　在近幾年愈演愈烈的“出國熱”中，你終于動心了。于是你千方百計地尋找經濟擔保人，不管對方是隔著八輩才扯得上的親戚，抑或是你朋友的朋友的朋友。接著、你開始攻讀英語，考“托福”。好不容易盼來了某個名牌大學或三流大學寄來的錄取通知書，然後你就開始搞護照，提心吊膽地去領事館闖“簽證關”……終于，你“pass”(通過)了。

　　有個哥兒們原先在某市電視臺當播音員，據說他在城裏任何一家酒家吃飯都不用掏錢，後來，他“洋插隊”到了澳洲，上學之餘，免不了要到餐館打工，當waiter(侍者)，對每一個顧客點頭哈腰。

　　這種“中西合流”的語言現象産生在廣東的大城市乃至珠江三角洲一帶是很自然的，廣東人聽起來或讀起來一點兒也不感到奇怪。但是在北方各省却是少見的。粵語混入外來詞，不管是商品詞也好，新潮時髦詞語也好，不管音譯詞也好，意譯詞也好，直接用外語單詞也好，我們既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種雙語現象，又可以把它看作是中西兩種文化交流、碰撞在粵方言所産生的一種變异。

　　四、爲“粵語洋化”一辯

　　外來詞的大量引進，社會上反映强烈。一些北方學者認爲： 粵語中所引入的大部分英語詞，多半都可以在漢語中找到同義的詞，夾用英語的形式實屬不必。英語詞在粵語中泛濫，會破壞祖國語言的純潔與健康，從而造成“語言污染”，後果堪憂。甚至有人認爲，這種語言變异現象跟一些人的崇洋思想有關，因此主張：必須行動起來，徹底清除這一“語言污染”現象。

　　我們認爲，粵語中引進的一些英語詞，是近十多年來廣東對外開放的産物之一。廣東青年以在交際中夾用幾句英語爲樂，是禁止不了的，是不以人的意志爲轉移的。英語詞引入粵語，可以豐富粵語的表現力，使年輕人談吐更添優雅，風趣，這也許正是越來越多報刊也樂于使用的原因。

　　其實，産生這種“粵語洋化”的現象幷不奇怪。因爲語言像文化一樣，很少是自給自足的。語言既是人類最重要的交際工具，又是思想的直接體現，當它作爲一種信號系統履行它的社會職責時，各個民族所固有的語言就不能不互相接觸。在頻繁的語言接觸中産生互相移借，吸收一些外來詞語來豐富自己的語彙，這是很自然的事。這種移借不是單向的，而是雙向吸收的。就英語本身來說，也是不斷吸收外來語的，據統計，在英語中外來概念詞幾乎占50％，其中從漢語中也吸收了不少。如“kung fu”(功夫)“silk”(絲)“tea”(茶)等等，都是從漢語中引進的。隨著廣東人飄洋過海，英語中也吸收一些粵語語詞，現代英語中有wok一詞，其意義就是“凹底鍋”，即粵語的“鑊”。

　　但是，從總的來說，在和其他民族文化的交流過程中，當本民族經濟文化處在高位時，也就是說，當本民族的精神文化及物質文明都處在較高的層次時，那麽，交流的結果，一般是本民族物質文明和精神文化的擴散、輻射，而對异族文化的吸收則是有限的、局部的；但是，當本民族文化及物質文明在交流中處于低位時，文化交流的結果，一般首先是物質生産技術的全面引進，即偏重于物質文明的吸收，繼之則是從法律、教育、思想乃至思維方式、精神文化等各個方面的引進。在文化交流中，處于高位的往往起著强制作用。相反，處于低位的，在交流的過程中對于外來文化的吸收往往是不加選擇的，這就是我們常說的“窮學富”效應。粵語近十多年來引進的一批英語詞語，正是體現了這種效應。

　　一批時髦的英語單詞之所以首先在廣東流行，香港是起了特殊作用的。在這個城市的約600萬居民中，除了90％的華人外，還雜居了約10％的英、美、德、日、法以及其他國家的人士，加上香港十分開放，外國人進出頻繁，在這種華洋雜處的特殊環境中，香港華人自然地會接觸到許多新事物，那些洋人不但帶給香港以新的科技，也帶給香港以新的文化思潮，同時也給香港居民帶來許多外來的新的詞語。廣東尤其是珠江三角洲毗鄰香港，改革開放十多年來，香港同胞回大陸探親，常常自覺或不自覺地把一些時髦的英語詞帶進來與親人、親友交談，此外，港人還通過電視、廣播、錄像、流行歌曲、報刊、娛樂雜志等方式，把一些常用的英語詞語，源源不斷地輸入廣東。而廣東則由于對外貿易的迅猛發展，引起對英語人才的大量需求，使得“英語熱”不斷升溫，英語單詞源源進入粵語便成爲一種趨勢。

　　英語詞語在廣東流行，更重要的內在因素是廣東人開放的文化心態。因爲廣東人的文化心理本來就具有一種開放性，善于借鑒和吸收异文化，較少排外心理。

　　廣東人的文化心態首先表現出一種包容性。包容性文化傳統的形成與文化多源相關。珠江三角洲的文化曾經吸收了百越文化、荊楚文化、吳文化、巴蜀文化以及中原文化諸因素，也接受了外來的基督教、佛教、伊斯蘭教文化的部分影響。這種由多元文化融合成的區域文化往往具有包容性的特徵，這就是能對外來的、新异的文化會采取主動、積極的態度來進行吸收。多元兼容的文化性格，促使了粵語向英語的大量移借。這種移借又反映出廣東人的開放性心態，正是這種開放型的心態，推動了廣東文化從單一向多元的發展。

　　中國北方各省的傳統文化基本上是大陸文化，其最大的特點是單一性和封閉性。這一點與我國的地理環境條件有很大關係。“我國一面臨海，三面是交通極之不方便的陸地，陸地有相當廣闊的回旋餘地。在科技相當落後的古代，這種近于封閉的地理空間形成了中國與世界相對隔絕的狀態。”(見陳建民《從語言接觸看中國大陸的封閉文化》)直到一百多年前，不少人仍然把中國看成是世界的主體，世界的中心，稱自己的國家爲“天下”，而對外國則稱作“番邦”，把外國人統稱爲“番鬼”、“洋鬼子”等等，唯我獨尊，夜郎自大，正是由于受到這種自我中心主義的影響，對于外來文化、外來的語彙，一般不予理睬，甚至拒絕吸收，幷强調要保持自己民族文化及語言的單一性和純潔性，稍稍沾上一點外國的氣味，則視之爲“不純潔、不健康”，予以排斥。

　　但是在廣東則是另外一種情形。廣東以邊緣文化、海洋文化爲特徵，幷帶有極大的兼容性和開放性。因此自身善于嫁接他種文化，善于引進、吸收別國語言中的某些因素。可以說，廣東人最早放下泱泱大國的架子，把眼光投向海外，幷積極而主動地與西方進行多方面的交流，使自己最先從大陸的封閉文化解脫出來，從而轉化爲多元的海洋文化。相對來說，廣東人歷史上受儒家學說影響少些，而受外來的實用主義思想影響多些。開放改革以來，廣東人善于從多元化的角度來思考問題，一反“以我爲中心”，從“你來求我，我得大利，你得小利”的內向型辦事原則，轉變爲外向型的互利互讓原則，這種思想觀念是相當部分北方人很難接受的。今天，粵語向英語敞開胸懷大量移借的現象，實爲廣東人的開放心態一種反映。

　　這種在語言上所取的“拿來主義”，充分體現出廣東新一代青年人對外來文化所具有的樂觀、開放、兼容和進取的精神。但是，有人却將這種傾向與崇洋媚外混爲一談，其實是兩碼事。崇洋媚外者，充滿民族的自卑感，以緊跟、模仿、超前洋化爲榮，其特點是不學無術，不求上進。而用現代科學文化知識武裝頭腦的青年人則不同，他們對本民族智慧具有自信心，對西方所宣揚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能够作出判斷，只吸收對自己有用的那些成分。他們既不媚外，也不排外。

　　從歷史範疇看，廣東人對西方文化的吸收，溝通了外來文化與中原正宗文化的關係，使它從內陸型封閉狀態中得到一定程度的緩解；從現實範疇看，它是中國文化由農業文化階段轉化爲現代文化的一次嘗試，是東西方文化第二次融匯的結合點。對亞洲經濟文化素有研究的美國哈佛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傅高義 (Ezra F Vogel)在其著作《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廣東》中認爲：“由于香港和新加坡的地方小，目前真正具有潜在能力的‘東亞小龍’是臺灣和南朝鮮。而從經濟角度看，香港和廣東現已形成一個整體區域，兩者結合，將可變成第三條‘小龍’。這條‘小龍’不僅具有創造經濟奇迹的意義，更標志著一種開放性文化價值體系的形成。”

　　這種開放性的文化心態，若分析起來，還蘊含著一種普通老百姓的平等意識。不少人對開放改革後的廣東“一切向錢看”、認錢不認人的拜金主義思想感到憂慮，其實呢，從“權力拜物教”轉變爲“金錢拜物教”，無疑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大進步。

　　 當今的廣東，高級賓館大門敞開，不論高官、洋人還是普通老百姓都可以進來，一視同仁。街上的士揚手即停，任何人不得拒載。廣東人大都不講求官位而講求實惠。尤其是在年輕人的眼中，值得羡慕的不是大官員，不是什麽“長”(董事長也許是個例外)，而是白手起家的富豪。所有這一切都體現了廣東人在觀念上跟北方人有所不同。不少青年人在一起游玩時樂于采用“AA制”(吃飯各人付一份帳)。實質上是對傳統文化人我界綫不明朗的和合性的一種革新。今天的廣東，處處體現出一種普通老百姓的平等意識，如五花八門的專綫電話安裝，公衆點歌、點播，形形色色的監督制度的建立等等，都使人感受到一種平等、輕鬆、競爭的氣氛。近年來有許多北方的大學生、研究生南下廣東找工作，這固然是由于廣東工資待遇較高，但是更重要的，是由于廣東開放先走一步，逐步引入平等的競爭機制，使有本領的人能够在這塊開放的土地上一展所長，實現自我的價值。

　　正因爲廣東人在開放改革十多年來所形成的講求實效、樂觀進取、公平競爭的精神，具有開放性、多元性的文化心態，因而促使新一代青年知識階層的崛起，所以他們能够在繼承自己本民族文化的同時，有膽識、有魄力去引進、吸收外國的先進科學、文化和語彙，大膽地把外族的、外國的吸收過來，融匯到自己的語言寶庫中，藉以加强自己的語言表現能力，豐富粵語的表現形式，使之更具有多元的開放性和時代性。由此可見，在粵語交際中適當地引進一些外來詞語，這對于我國的現代化建設，加速經濟文化發展不但無害，而且是有利的。而對粵語本身的發展，更是起著巨大的作用。

　　五、應當實行雙語制

　　現在，當外地人踏進廣州，就會見到一種普通話與粵語幷舉的局面。各路公共汽車均用兩種話報站；廣播電臺和電視臺，都是“一普一粵”，同時播放；商店售貨員、賓館服務員，以及街邊攤販，時而說普通話，時而說粵語。這種情况，既使外來人員感到幷無不便，又令本地居民感到滿意。不僅廣州如此，廣東其他大中城市也大體如此。

　　但是，也有一些人，尤其是一些語言學界人士對此不以爲然，甚至十分惱火。他們把廣東電視臺堅持一普一粵的做法，說成是公開地與推普“唱對臺戲”，一再要求廣東取消粵語台。這些人的觀點無疑是錯誤的，他們只知道一個國家需要有民族共同語，以維護民族的團結和統一，而不知道方言的存在是歷史遺留下來的産物，不是通過命令就能人爲地消滅得了的。這裏我們不妨重溫語言學大師呂叔湘先生1980年說過的一段話：

　　語言是什麽?說是“工具”。什麽工具?說是“人們交流思想的工具”。可是打開任何一本講語言的書來看，都只看見“工具”，“人們”沒有了。語音啊，語法啊，詞彙啊，條分縷析，講得挺多，可都講的是這種工具的部件和結構，沒有講人們怎麽使喚這種工具。一聯繫到人，情况就複雜了。說話 (以及寫文章)是一種社會活動，語言是社會活動的産物；社會是複雜的，因而語言也就不可能不是複雜的。不同民族的人說著不同的語言，不同地區的人說著不同的方言；這個民族、這個地區的人又往往會說那個民族、那個地區的話。……以語言而論，大多數人都是“多面手”，都有一個或大或小的“語庫”，在不同場合，跟不同的人在一起，說不同的話；不但是用的字眼兒有所不同，句法也會有出入，甚至語音也會起變化，可以說是“隨宜取用，不拘一格”。 (《語言作爲一種社會現象》)

　　這段話，一針見血地指出了多年來我國語言研究和語言工作的弊端，今天讀起來依然是發人深省的。呂叔湘說的是“任何一本講語言的書”，當然包括建國以來有關“推普”的書，這類書都是只見“工具”，不見“人們”，不尊重人們的語言習慣，將推廣普通話錯誤地看作“統一語言”。這種弊端至今仍未完全糾正。

　　爲了糾正“推普”工作中的這一弊端，促進我國尤其是方言區的語言生活健康發展，近年來，語言學界不少專家建議推行“雙語制”。

　　所謂“雙語”，是指這樣一種社會現象：在一個地區，同時通行著兩種或兩種以上的語言(包括方言)。根據這種情况而確立的二元化或多元化的語言制度，就是雙語制。

　　在當今世界上，不少發達國家，如加拿大、比利時、新加坡等，都實行雙語制。新加坡憲法規定：馬來語、華語、淡米爾語和英語均可作爲該國的官方用語。香港也是個雙語地區， 1986年，當局作出規定：漢語和英語的法律文本有相同的法律效力，同時均可作爲教學媒介。這些國家和地區實行雙語制後，幷沒有影響經濟的發展和政治的穩定，相反還促進了經濟的發展和政治的穩定。

　　廣東的雙語現象早就已經出現。秦朝末年，趙佗在此建立南越國，當時，丞相以下的官員基本上是百粵土著；就連趙佗本人，在跟他們打交道時，也只得改變自己的服飾、生活習俗及語言，成爲“酋長”式的國王。可見那時廣東一些漢人居住的地方，實行的已是“雙語制”，漢人之間交際使用漢語，與粵人交往則使用百粵土著語言。這種局面一直延續了相當長的時間。此後，由于中原漢人不斷南遷，逐漸形成粵、客、閩三大方言，這三大方言隨著人口的流動而互相滲透，于是出現了一些客粵雙方言區、客閩雙方言區和閩粵雙方言區。例如東莞市的鳳崗、清溪、樟木頭、大嶺山、黃江、塘夏、謝崗等鎮，原來都是客家地區，由于粵語的滲透，這一帶逐漸成爲客粵雙方言區。汕尾市原屬閩語區，其居民除5％左右的“深水漁民”來自粵西之外，其餘全是“福佬人”，改革開放以來，由于該市掀起一股“粵語熱”，逐漸變爲一個閩粵雙方言區。據筆者調查，目前全省這種雙方言區分布于40多個市縣，人口約300萬。此外，在同一種大方言區內，也形成一些兩種次方言同時通行的雙方言區。例如臺山、新會、開平、恩平等市縣，通行一種“四邑話”，這種“四邑話”與廣州話雖然同屬粵語次方言，但差异較爲明顯，隨著廣州中心城市地位的形成，廣州話的影響越來越大，不少四邑人也掌握了廣州話，因而形成廣州話與四邑話同時通行的格局。

　　雙語現象的存在，使廣東人的語言生活具有多元性。他們在不放弃自己的母語的同時，樂于接受其他語言和方言，這對于推廣普通話本來是有利的，但如果處理不當，片面强調以普通話限制甚至代替方言，那就必然走向反面。

　　實行雙語制，就是一方面普及普通話，使全省人人掌握普通話，幷在一定的範圍內規定必須使用普通話；另一方面，又尊重他們日常用語習慣，認真研究各種方言，適當地發揮方言在日常語言交際及文化生活中的作用，逐步形成普通話和方言共存分用的局面。就廣東來說，就必須對已經形成的“粵語熱”持慎重態度。粵語特別是廣州話既已成爲全省的主要方言，在社會生活尤其是經濟交往中起著重要作用，幷且成爲粵港澳經濟文化合作的重要手段，因此，必須在推廣普通話的同時，充分肯定幷繼續發揮粵語這種作用，而不可采取不適當的限制措施。

　　實行雙語制，必須建立一定的制度。什麽場合必須說普通話，什麽場合可以“悉聽尊便”；什麽文章(比如機關公文)必須使用規範的普通話來寫，什麽文章則可以適當用一些方言詞語，都要有明確的規定。從推廣普通話的角度來看，這種做法似乎是退了一步，其實是“退一步，進兩步”，將使推普工作更順利地進行。當然，首先要廣泛開展討論，尤其是在語言學界開展探討，深圳市深港語言研究所已經連續舉辦了三届“雙語雙方言研討會”，到會的既有廣東的學者，也有來自北方各省市的學者，還有來自世界各國的漢語專家，他們發表了許多很有價值的見解，應引起有關領導機關的重視。

　　（與葉國泉合作）
　　1994年5月

　　
從廣東語言演變史看“海上絲綢之路”

　　廣東是個語言現象複雜的省份。全國七大漢語方言，廣東就有其三：粵、客、閩；而且粵、客兩大方言的代表都在廣東。除三大方言之外，還有一些歸屬尚未確定的地方土話（僅韶州土話就有十多種）以及多種少數民族語言。這種語言現象的形成，經歷了漫長的演變過程。本文僅從粵語區的語言演變史，對“海上絲綢之路”的形成和發展作一些考證。

　　從古百越語言看嶺南土著與海外的交往

　　現通行于廣東境內的漢語方言，是秦朝之後漢族移民傳入的。在此之前，廣東境內居住的是土著民族，統稱“百越”。“百越”是古代南方土著自稱的音譯，其中“百”指人或族，“越”指水或海。“百越”就是“越人”，意爲水上人家或居住在海邊的人。當時廣東境內有“灌兜”、“縛羅”、“陽禺”、“西甌”、“伯慮”等多個土著部落，他們多聚居于海邊或江邊。這些土著部落所通行的是什麽語言？我們從嶺南的一些地名可以窺見其面目。以粵西爲例，鄉鎮以下的一些地名中有“那”、“羅”、“六”之類的冠詞，如“那朗”（陽江）、“那龍”（陽春）、“那霍”（電白）、“那梭”（遂溪）中的“那”；“羅林”（信宜）、“羅鏡”（羅定）、“羅花”（德慶）、“羅朗”（開平）中的“羅”；“六賀”（信宜）、“六建”（封開）、“六振”（容縣）中的“六”。這些字，用漢語方言無法解釋，而在侗台語中可以找出它們的所指：“那”就是田，“羅”就是山地，“六”就是山沖。由此可見，古百越語與現在的侗台語有著親緣關係，而侗台語與“南島語”同出一源。據人類學家容觀瓊先生考證，百越族體的先民在新石器中晚期與南太平洋島嶼上一些說“南島語”的民族有共同的文化淵源。他認爲：“這些成果無疑地支持了考古學家彼得·貝爾伍德關于原始南島語民族的祖先居住在中國大陸海岸地區然後分階段向東南亞海外擴展的假說。”

　　彼得·貝爾伍德這一假說是否成立，這裏暫不討論。但古百越語言與“南島語”的親緣關係是已經得到公認的。“南島語”是德國學者施密特對太平洋南部島嶼諸國語言的統稱，包括印度尼西亞、波利尼西亞、美拉尼西亞、密克羅尼西亞等4個語族數百種語言。在他之前，洪森堡稱之爲“馬來—波利尼西亞語”。這一語系屬于粘著型語言，以詞根加上附加成分與詞根的重叠爲構詞和構形的主要手段。以使用人數最多的印度尼西亞語族爲例，人名、方位名詞和普通名詞分別加不同的冠詞；動詞有態、時、體、式等語法範疇；形容詞有“級”，分爲同等級、不等級、最高級；代詞有人稱、數、格等語法範疇，還有親屬式和社交式的區別；這些語法範疇都通過附加成分、詞根重叠或助詞來表示。這一語系在語序上還有一個特點，是修飾語（定語、狀語）置于中心語之後。上述“百越”一語以及許多地名正是如此。

　　語言是交際的工具，文化的載體。古百越語言與南島語系其他語言的親緣關係，說明嶺南土著自古以來就跟東南亞及南太平洋各島嶼有著較爲密切的交往。這就爲“海上絲綢之路”的形成打下了基礎。

　　從粵語的起源看“海上絲綢之路”的形成

　　從上述可知：古百越語屬于粘著型語言，而漢語屬于孤立型語言，因此，兩者之間沒有親緣關係。現在通行于廣東的漢語方言，是來自中原等地的漢族移民傳入，伴隨漢文化的傳播而形成的。

　　秦滅楚之後，南征百越之地，在“西甌”即桂江、賀江和西江交匯處一帶遇到頑强的抵抗，相持6年之久。“西甌”土著善水戰，屢敗秦軍，殺其統帥屠睢。爲了保證大軍的增援以及糧草的運送，秦軍在湘江與桂江上游之間開鑿靈渠，形成一條“湘桂水道”。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秦軍基本占領“百越”之地，設南海、桂林、象三郡，幷徵發原六國的逃亡者以及贅婿、賈人爲“墾卒”，遷至嶺南。爲便于對嶺南的控制以及遷徙的順利進行，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又在瀟水與賀江上游之間的富川修通一條新道。此後，“湘桂水道”和“瀟賀之道”便成爲中原漢人進入嶺南的兩條主要通道。由這兩條通道進入嶺南的“墾卒”，便是歷史上最早的一批漢族移民，他們首先將中原的文化和語言傳入廣東。

　　秦末，中原戰亂，南海郡尉趙佗趁機幷吞桂林郡和象郡，建立南越國。西漢元鼎六年（前111）滅南越國，將嶺南分爲九郡（後改爲七郡），又設“交趾刺史部”監察各郡。“交趾刺史部”治所最初在贏婁（今屬越南），不久便遷至蒼梧郡郡治廣信（今廣東封開縣及廣西梧州市一部分）。廣信處于桂江、賀江與西江匯合之處，扼西江之要衝，沿江向東可抵番禺，溯江向西可抵南寧，向北則可通過灕江、賀江經湘桂水道或富川新道直抵中原，交通較爲便利。早在秦朝軍隊征討嶺南之時，這一帶曾發生激戰，原有土著因抵抗失敗，有的被殺，有的逃散，于是成爲漢族移民聚居之地。從西漢起，廣信聚集了一批從中原遷來的文人，著名經學家陳欽和他的兒子陳元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兩人都潜心研究《春秋》、《左傳》，分別著有《陳氏春秋》和《左氏异同》。陳元被譽爲“嶺海儒宗”，晚年在廣信講學，傳播以儒家爲代表的漢文化。東漢末年一度在嶺南“董督七郡”的士燮，其祖先是王莽亂世之時從山東汶陽遷到廣信的。士燮著有《春秋經注》、《公羊傳注》、《谷梁傳注》，他擔任交趾郡太守40多年，政績顯著，當時中原先有黃巾起義，後有軍閥混戰，中原不少文人爲避亂幷慕其名前來依附。其中有濰坊人劉熙，沛郡人薛宗，汝南人程秉及許靖、許邵兄弟等。他們來往于交趾、廣信等地，設館客授生徒，形成一支頗有勢力的士人隊伍。漢語由于從龍山文化時期即堯舜時期開始經歷一個“夏語化”的過程，逐步形成了一種以夏語原産地——秦晋爲標準音的“雅言”，幷擁有一套十分完整的紀錄符號——漢字；同時，作爲一種較爲先進的文化的載體和文明程度較高的征服者的交際工具，其强勢是顯而易見的。這些文人學者在傳播中原漢文化時所使用的，當然是有漢字作爲紀錄符號的作爲中原標準語言的“雅言”。沒有文字的嶺南土著在逐步接受漢文化、學習漢字之時，來自中原的“雅言” 也就作爲他們的第二語言而逐步在這一帶流行開來。同時，“入鄉隨俗”的漢族移民也從百越文化中吸收了不少東西，例如西江一帶土著拜龍母的習俗，至今仍然流傳下來。作爲其載體的古百越語中一些因素，也爲漢族移民的語言所吸收。東漢之後，中原屢經戰亂，幷一度受北方游牧民族統治，那裏的漢語受北方游牧民族語言的衝擊，面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因而同嶺南漢族移民的語言逐步拉開距離。與此同時，嶺南漢族移民不僅大量增加，而且和當地土著的不斷融合，從而促進了漢文化和百越文化的融合。已吸收百越語言某些因素的漢族移民語言經歷相當長一段時間的發展，演變成今天的粵語。

　　有些學者在論述粵語吸收古百越語的因素時，總是將注意力集中于粵語與侗台語的某些通用詞。其實這種情况，不僅存在于粵語，同樣存在于廣東的客家話以及其他漢語方言，因此不足爲據。值得重視的是，今天的粵語仍然存留著一些粘著型語言因素，這種情况在粵西一帶尤爲突出。筆者調查過信宜的粵語，發現其名詞有“大稱”和“小稱”之區分，動詞有“長時體”和“短時體”之區分，形容詞有“輕級”和“重級”之區分，其“稱”、“體”和“級”通過“變音”、“重叠”、“綴加”來表示。其中“變音”是將該音節的聲調念成特高而上揚，具體說，調頭是本調的調頭，調尾特高，比五度標調法的最高調值還要高（筆者標爲X）。同時，所有單韵母和入聲韵母都變爲相對應的鼻音韵母。例如“山［san］”，調值爲53表示“大山”，調值爲5X則表示“小山包”。又如“圓［yn］”，本調是23；如果重叠成“圓圓［ynyn］”，且後一個音節調值變爲2X，便表示“有點兒圓”或“不太圓”（詳見筆者《信宜方言志》）這些顯然屬于粘著型語言的因素，在包括漢語大部分方言在內的孤立型語言中是找不到的。鄒嘉彥、游汝杰《漢語與華人社會》一書中說：“從晚近調查紀錄的三亞回輝話看，大陸上的南島語因受漢藏語系的影響，詞彙音節脫落，而用聲調補償是普遍現象。”信宜粵語的“變音”也屬“聲調補償”現象，系古百越語因素爲粵語所吸收的見證之一。

　　從粵語的形成過程，我們可以看到中原漢族移民如何與嶺南土著融合，來自中原的漢文化如何吸收古百越文化而逐步形成具有開放特色的珠江文化。古百越與海外的各種交往不僅沒有隨著漢族移民的進入而中斷，而且得到了很好的利用，發展成爲一條貿易通道——“海上絲綢之路”。

　　同時，由于這一融合首先發生于西江中游即兩廣交界，而作爲兩廣交界主要港口的徐聞、合浦，也就順理成章地成爲這條“海上絲綢之路”的早期始發港。

　　從粵語中心的東移看“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

　　粵語在西江中部形成其雛形後，便借西江而向東西擴展。

　　番禺，原是南越國的首府，南方最大的港口。但在趙佗建立南越國時，這一帶仍是百越土著的天下。趙佗所任用的官員，從丞相以下全是百越土著。就連趙佗本人，也得采用百越的服飾和生活習俗，講百越語言。南越國覆滅後，原先定居于西江中部的一些漢族移民逐漸沿江而下，已經吸收了百越語言一些因素的粵語逐漸通行于這一帶。東漢末年，孫權派遣的將領步騭大軍在士燮的支持下，擊敗劉表任命的蒼梧郡守吳巨，占領了廣信。接著，又攻占幷駐扎于番禺。到東吳永安七年（264年），將原屬交州的南海、蒼梧、郁林、合浦四郡劃出，增設廣州，州治番禺。粵語的中心開始沿西江——珠江向番禺一帶轉移。

　　晋朝之後，中原“五胡亂華”，大批漢人南遷。由于全國漢人的中心已經向東南方轉移，進入嶺南的漢族移民多數不再走湘桂水路，而取道粵贛邊境的大庾嶺。例如南梁太子蕭統，就是從這條路進入嶺南而到達始興的。他曾經到南雄珠璣巷爲老百姓治病，最後積勞成疾而去世。現在珠璣巷的中門樓還供奉著他的塑像，稱爲“太子菩薩”。及至唐開元四年（716年），當時任“內供奉”的嶺南人張九齡有感于大庾嶺通道之崎嶇難行，召集民伕開鑿了梅關新道。此後，梅關—珠璣巷成爲中原漢人進入嶺南的主要通道，珠江三角洲成爲嶺南漢族移民的中心，也就成爲粵語的中心。

　　由于粵語從其形成到中心的轉移都是憑藉西江—珠江，因此，它帶有十分濃厚的“水文化”特色。從詞彙看，粵語中帶“水”字的詞語特別多，如稱路程爲“水路”，稱路費爲“水脚”，稱心意爲“心水”，稱眼力爲“眼水”，稱通信息爲“通水”，稱美麗爲“威水”，稱能幹爲“嚦水”，稱機靈爲“靈水”，稱注意爲“醒水”，稱蒼老爲“老水”，稱幼嫩爲“嫩水”，甚至將錢稱爲“水”（“一桕水”、“一方水”等）。另外，從今天粵語內部次方言的分布，也可以看到它與水的密切關係。一些學者曾將粵語的次方言按行政區域劃分爲廣府、勾漏、高陽、吳化等幾個片，這是缺乏依據的。其中“勾漏片”指西江中游的梧州、封開一帶，這正是粵語的發祥地和早期的中心，後來這個中心沿西江—珠江轉移到了廣州，兩地的粵語仍然保持著較大程度的一致性，硬將兩地粵語分爲“廣府”、“勾漏”兩個不同的“片”，實不可取。筆者和葉國泉先生合作的《粵語源流考》（《語言研究》1995.1）一文中，將其劃分爲三大層次：珠江三角洲和西江沿岸，即從梧州、封開到香港、澳門，爲第一層次，這是粵語的主體。其語音與廣州話差异不大，語言交際基本上暢通無阻。第二層次是珠江—西江流域的周邊地區，包括增城、從化、清遠、廣寧、懷集，以及粵西走廊的雲浮、新興、羅定、信宜、高州、化州、吳川、廉江，還包括桂東的玉林一帶。其粵語次方言與廣州話有一些差异，但仍然可以通話。第三層次是非珠江—西江流域的粵語區，與廣州話差异較大，各地之間也差异較大，雖同屬粵語，彼此之間却基本不能通話。總而言之，凡是靠近西江—珠江的地區，其粵語次方言就比較接近廣州話；距離西江—珠江越遠，其粵語次方言就與廣州話有著較大的差异。

　　從粵語中心由廣信向番禺轉移的歷史過程，我們可以看到西江—珠江這條“母親河”的作用，可以看到粵語所承載的珠江文化如何一步步走向海洋。廣州（番禺）之所以成爲“海上絲綢之路”的主要港口幷且兩千年不衰，無疑是有其堅實的文化基礎的。

　　語言現象是一種文化現象。從古百越文化到以後形成的珠江文化都具有開放、包容的特性，無疑是“海上絲綢之路”之所以形成于嶺南且兩千年不衰的重要因素之一。研究幷開發“海上絲綢之路”這一寶貴文化遺産，繼承幷發揚珠江文化開放性的優良傳統，對于今天的改革開放，對于加入WTO後的現代化建設，有著重要意義。

　　                                                   2001年11月

　　
粵語形成于古廣信
——兼談粵語的文化價值和保護問題

　　“粵語形成于古廣信”，是我和葉國泉先生合作的《粵語源流考》一文首先提出的。這篇論文曾在香港舉行的第四届國際粵方言研討會上宣讀，後發表于《語言研究》1995年第一期。1996年，廣東省政府參事室等單位在封開舉辦“嶺南文化古都”專家論證會，我在會上宣讀了題爲《封開粵語全濁塞音聲母初探》的論文，會後又發表了《粵語起源地新探》，對這一課題作進一步論證。現在我扼要介紹這些論文的主要觀點，同時公布我的一些最新研究成果。

　　粵語保存著我國最早的“普通話”

　　討論粵語的形成地，首先要弄清粵語從何而來。有人以爲粵語來源于古代嶺南“百越”語言，這不合乎事實。粵語確實保存著某些古代嶺南“百越”語言的因素，但它的主要來源，則是古代中原一帶的“雅言”。

　　雅言的基礎是以黃帝爲首的華夏部落聯盟使用的原始華夏語。到了周朝，便發展成爲中原一帶的民族共同語，可以說是我國最早的“普通話”。春秋戰國時期，官方交往，文人講學，祭祀活動，都使用雅言。孔子就說過：“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秦朝征服“百越”之地，徵發原六國的逃亡者以及贅婿、賈人到嶺南作“墾卒”。這些墾卒“來自五湖四海”，互相交際必須使用雅言。但由于墾卒獨自屯田，因此他們的語言只在屯內通行，幷未在整個嶺南地區傳播。直至趙佗建立南越國時，也采用百越土著的服飾和生活習俗，講百越土著的語言。可見雅言幷未在嶺南通行，只是出現了少數面積很小的“雅言島”。

　　雅言在嶺南傳播，始于西漢平南越國之後。漢武帝設“交趾刺史部”監察各郡，東漢撤交趾刺史部設置交州，交趾刺史部和交州都是漢人政權，官方交際必須講雅言。交趾刺史部和交州的治所大部分時間設在廣信（今封開和梧州），雅言就首先在廣信使用。廣信又是嶺南早期的商貿重鎮。漢武帝派使者從徐聞、合浦出發，開通了海上絲綢之路，以絲綢、瓷器、金屬器具、雜繒等購回明珠、璧琉璃、奇石等海外奇珍，經南流江—北流江和鑒江—南江兩條貿易通道輸入廣信，再經賀江—瀟水輸往中原。中原傳入的雅言通過商貿活動而逐步通行于這一帶。

　　廣信還是嶺南早期的文化中心。東漢時期，一大批文人學者以這裏爲陣地，開展文化活動，設館客授生徒。其中最突出的是經學家陳元和士燮。陳元被譽爲“嶺海儒宗”，晚年回廣信辦學，成爲嶺南文化的先驅者之一。士燮擔任交趾郡太守40多年，還一度“董督七郡”，不少中原文人慕其名前來依附，他們來往于交趾、廣信等地，以講學爲業。這些文人在傳播中原漢文化時所使用的，當然是有漢字作爲紀錄符號的雅言。土著居民在學習漢文化和漢字之時，也就學習了雅言。這些土著居民的語言本來千差萬別，互相無法通話，又沒有文字，因此除了跟漢人交往時使用雅言之外，部落之間交往也不約而同地借助雅言。這麽一來，雅言便成爲各土著部落的共同語，就像春秋戰國時各諸侯國交往都使用雅言一樣，形成雙語制，在自己部落內使用自己的母語，對外交往則使用雅言。同時，古百越語言中一些因素，也就爲漢族移民的語言所吸收，從而逐漸形成爲漢語的一支方言——粵語。

　　粵語形成之初，跟中原漢語差异幷不明顯。到晋朝以後，先有“五胡亂華”，接下來便是長達270餘年的南北分治。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對那裏的文化和語言帶來巨大的衝擊，從周朝以來一直作爲民族共同語的雅言逐漸消失。在這一時期，嶺南地區保持較爲穩定的局面，由中原雅言演變而成的粵語沒有發生中原漢語那樣的變化，一直保持著原來的音系。正如李如龍教授所說：“中古之塞擦音聲母的分化，鼻音韵尾的合流，塞音韵尾的弱化和脫落、濁上歸去、入派三聲這些在許多方言普遍發生的變化都被粵方言拒絕了。”（《方言與文化的宏觀研究》）因此，雅言在今天的北方和中原已經蕩然無存，它的大量因素却保存于今天的粵語。

　　封開粵語的全濁塞音：早期粵語活化石

　　粵語保存著古代雅言的大量因素，可以通過粵語與《切韵》音系的對照證實。《切韵》是我國最早一部音韵學著作，成書與隋朝初年，所記錄的是南北朝時期讀書人的音系，也就是晚期雅言的音系。以《切韵》音系跟今天漢語七大方言進行對照，可以看出，保存這個音系最多最完整的是粵語。以古代的入聲爲例，北方的漢語方言由于受游牧民族語言影響，塞音韵尾普遍脫離，因此，現在這一帶的人們完全不知道入聲是怎麽一回事。其他漢語方言雖然保存一些入聲，却不完整。粵語由于拒絕了“入派三聲”這一變化規律，所以保存著古代的全套入聲，同鼻音韵尾整齊對應。同時，粵語有9個聲調：陰平、陽平、陰上、陽上、陰去、陽去、陰入、中入、陽入，其調值與《切韵》音系基本一致。

　　在粵語的形成地封開一帶，古代雅言音系的因素保存得更爲明顯。《切韵》音系中有一套全濁塞音聲母，這套全濁塞音聲母在漢語大多數方言中已經消失，在今天的粵語廣州話亦已無存，却在封開的粵語中保存完整。更令人注意的是：在封開粵語，不僅在《切韵》中屬全濁塞音“幷”、“定”、“群”母的字仍然讀爲全濁，而且在《切韵》中已經念爲清塞音“幫”、“端”、“見”母的字也讀爲全濁塞音。“濁音清化”是漢語聲母演變的一條規律。根據這條規律，全濁塞音聲母越發達，其年代便越久遠。封開粵語全濁塞音比《切韵》音系發達，說明它保存著比《切韵》成書年代更早的音系，也就是兩漢時期的雅言音系。所以說，它是古代雅言不可多得的活化石，是早期粵語的遺存，是粵語形成于古廣信的見證，是嶺南文化發祥于廣信的佐證。

　　從“沿江分布”看早期粵語的中心

　　由于廣信地處桂江、賀江與西江匯合之處，扼西江之要衝，沿江向東可抵番禺，溯江向西可抵交趾，向南則可通過北流江、南江等支流抵達郁林合浦諸郡，在以水路爲主的年代是個交通樞紐。粵語在這一帶形成之後，便憑藉江河而向東、西、南擴展，因此形成了“沿江分布”格局。具體可按流域分爲六個次方言區：

　　1．西江—珠江流域　由廣信沿西江向東至番禺（廣州）一帶，包括廣西梧州、賀州和廣東肇慶、佛山、廣州、中山、珠海、東莞、深圳等市，以及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三國時期，東吳政權將交州州治從廣信遷至原南越國的首府番禺。番禺是兩千多年不衰的東方大港，其周圍的珠江三角洲水陸交通十分便利，發展農業和商品經濟的條件得天獨厚，因而逐步成爲嶺南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從廣信到番禺便成爲粵語通行的主要區域。這一帶的粵語通常稱爲“廣府話”。

　　2．潯江—郁江流域　由廣信溯西江、潯江、郁江直抵交趾郡，包括廣西南寧、崇左、貴港三市及其所屬大部分縣。交趾郡也是漢族移民較早定居的地方，因而這一帶很早就有粵語傳入。這一帶的粵語次方言跟廣府話接近，可以互相通話。

　　3．北流江—南流江流域　由廣信溯北流江而上，經南流江到合浦郡，包括廣西玉林、北海、欽州三市及其所屬各縣。海上絲綢之路開通後，地處南流江出海口的合浦成爲最早的始發港之一，這一帶成爲嶺南早期的商貿要道。隨著商貿發展，粵語逐漸通行。這一帶的粵語保存古漢語音韵較多，跟封開一帶的粵語較爲接近。

　　4．南江—鑒江流域　由廣信溯南江而上，越過雲開山脉到鑒江流域，包括廣東雲浮、茂名、湛江三市及其所屬大部分縣（市）。這條通道一直通向雷州半島南端的海上絲綢之路最早始發港徐聞，因此也是一條商貿要道。鑒江流域古屬高凉郡，在南梁、南陳及隋三朝，當地俚人首領冼夫人與太守馮寶共諧連理，奉行漢俚和睦的政策，使漢族移民文化和百越土著文化逐步融合，由廣信傳入的粵語也就逐步在這一帶通行。這一帶的粵語吸收了當地土著語言的一些因素，但總的來看，語音與廣府話差异不大，可以相互通話。

　　    以上四個次方言區，都從廣信出發，通過水路擴展而形成，其音系也就保持著較大程度的一致性。以下兩個次方言區情况就有所不同。

　　5．漠陽江流域　包括廣東陽江市及其所屬陽東、陽西、陽春。其粵語次方言通常稱爲“兩陽話”，聲韵母系統跟鑒江流域差不多，有人將它們劃爲一個“片”（高陽片）。其實，這兩種次方言在聲韵調組合上有明顯的差异，互相之間難以通話。

　　6．潭江流域　包括廣東江門市及其所屬新會、臺山、開平、恩平，這四個市（區）歷史上稱爲“四邑”，其粵語次方言也就稱爲“四邑話”。通行四邑話的還有鶴山以及珠海市斗門區。四邑地區距離廣州幷不遠，四邑話却是粵語系統中跟廣州話差异最大的一種次方言，其原因是潭江與西江在水路上幷不相通。這一事實有力地證明，早期粵語的中心不在廣州而在廣信。

　　粵語的中心，事實上也是嶺南文化的中心。廣信是早期粵語的中心，也是早期嶺南文化的中心。

　　                 弘揚嶺南文化必須保護粵語

　　1999年11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會議宣布：從2000年起，每年的2月21日定爲“國際母語日”。該組織公布的《世界瀕臨消失的語種版圖》報告指出：“語言是保存和發展人類有形和無形遺産的最有力的工具。各種促進母語傳播的運動，都不僅有助于語言的多樣化和多語種的教育，而且能够提高對全世界各語言和文化傳統的認識，以此在理解、容忍和對話的基礎上，促成世界人民的團結。”

　　由此可見，保護母語跟保護文化遺産一樣，已經成爲世界各國共同關注的課題。

　　語言不僅僅是人類交際的工具，而且能够比較全面地反映一個民族或一個地區人民在思維模式、生産方式、生活方式、風俗習慣、宗教信仰等方面特有的精神，是這個民族或這個地區傳統文化的結晶。廣東的地方傳統文化通常分爲三大組成部分：廣府文化、客家文化、潮汕文化，所依據的其實就是境內三大漢語方言。粵語不僅是廣府地區人民的母語，而且是嶺南地區最重要的方言，它不僅蘊藏著廣府地區的傳統文化，而且保存著大量在中原一帶已經消失了的傳統文化。離開了粵語，嶺南許多文化品種便不復存在。因此，在建設文化大省的過程中，在弘揚嶺南文化的過程中，必須重新認識粵語的自身價值，必須加强對粵語的保護。作爲粵語形成地的封開，尤其應該在這方面有所作爲。

　　近年來，不少學者呼籲建立一個國家語言文字博物館，但一直沒有實現。封開作爲嶺南文化和粵語的發祥地，可以先行一步，在博物館內建立一個粵語館，收集、積累本地及周邊地區粵語的材料，特別是那些獨特的語音現象，例如上面講過的全濁塞音等，將這些不可多得的古代雅言活化石保存下來，不僅可以作爲粵語形成于古廣信的見證，而且可以作爲嶺南文化研究和我國古代語言文化研究的寶貴資料。

　　                                                     2004年7月

粵語見證海陸絲路交匯

　　西漢時期，漢武帝派遣張騫出使西域，開闢了陸上絲綢之路；又派遣黃門譯長率領船隊遠航南亞，開闢了海上絲綢之路。海陸絲綢之路互相交匯，不僅促進了嶺南的經濟發展，而且使這個地區的社會面貌和文化形態發生了重大變化。其表現之一，便是嶺南的主要漢語方言——粵語的形成。反過來，粵語的形成和發展過程，可以見證海陸絲路之交匯。

　　筆者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對粵語的源流進行考察。在去年8月的“封開：嶺南文化發祥地論壇”上，我作了題爲《粵語形成于古廣信》的發言，就粵語的形成、分布特點及其文化價值等問題，發表了自己的觀點，其中初步談到海陸絲路交匯在粵語形成過程中的重要作用。現在，廣東省政府參事室（文史館）、廣東省珠江文化研究會、中山大學民俗研究中心和肇慶市委、市政府在懷集主辦“泛珠三角與燕都文化論壇”，借此機會，我對去年發表的觀點作進一步補充和發揮，同時提出一些新的發現和淺見。

　　一

　　粵語來源于最早的漢民族共同語——雅言，幷保存著雅言音系的基本特徵。因此，它形成的過程，就是雅言傳入嶺南幷由民族共同語演變爲一種方言的過程。這一過程，與發祥于嶺南的海上絲綢之路有著密切關係。

　　《通考輿地考》說：“自嶺而南，當唐虞三代蠻夷之國，是百越之地。”“百越” 是古代南方土著自稱的音譯，即“越人”，指居住在海邊的人。後來爲了跟浙江一帶的“越”區別而寫爲“粵”，沿用至今。這些土著部落使用各自的土語，幷沒有統一的“百越語”。所有土語都跟中原雅言沒有親緣關係，却跟南太平洋島嶼諸國居民的語言同屬一個語系。這一事實說明，在漢族移民進入嶺南之前，那裏的土著民族跟中原來往很少，却已穿梭于南中國海乃至南太平洋沿岸及其島嶼。不過，有史記載的海上貿易，始于西漢年間黃門譯長的遠航。他們帶著黃金和絲綢等雜繒，從徐聞、合浦出發，經歷都元（今屬越南）、邑盧沒（今屬泰國）、諶離（今屬泰國）、夫甘都盧（今屬緬甸）、黃支（今屬印度）等國，換回明珠、璧琉璃、奇石等海外奇珍。這次遠航所開闢的海上絲綢之路和張騫所開闢的陸上絲綢之路互相交匯，形成一個對外貿易的網絡。與此同時，漢武帝還給嶺南不少“特殊政策”，比如不改變他們的風俗習慣，不徵收賦稅等。這些“特殊政策”與海上絲綢之路形成的“對外開放”相結合，加速了嶺南地區經濟的發展。《漢書》中說：“中國往商賈者多取富焉。”商貿活動離不開語言交際，通行于王畿及中原一帶的雅言，正是由這些“中國（中原）往商賈者”帶到嶺南，通過商貿活動而傳播開來。

　　古代進入嶺南的通道主要有三條：湘江—靈渠—灕江道，瀟水—賀江道，大庾嶺—湞江道。在兩漢時期，中原商賈主要走哪一條通道？本文僅從漢語方言分布的情况作一分析。

　　（一）湘江—靈渠—灕江古道　靈渠南面的桂林通行西南官話。官話形成于宋元而通行于明清，說明漢族移民進入幷定居于這一帶的時間不會早于宋朝。衆所周知，靈渠是公元前217年由秦軍開鑿的，它溝通湘江與灕江，成爲進入嶺南的唯一水路。秦軍正是憑藉這條水路輸送糧草，才大舉攻入嶺南。然而，據曾昭璇先生考證：秦代開鑿只是一條渠形，僅航小舟，故運輸量不大。且桂林河谷流行于峰林石山中，河谷常有漏水，尤以旱季，因河床下部每有地下河存在，减少河床水量，故易成險灘。今天仍有灘360個之多，集中平樂—昭平段。〔1〕因此，兩漢時期，它在商貿運輸方面還沒有起多大作用，幷非海陸絲綢之路交匯的主要通道。唐宋之後對靈渠進行十多次大修，明朝中葉又對灕江險灘大加疏通和整治，這條水路才有比較安全的航行。官話通行于桂林一帶，與靈渠大修及灕江疏通整治的年代吻合。

　　（二）大庾嶺—湞江古道　因大庾嶺上有橫浦關，又稱梅關，故稱橫浦之道或梅關古道。梅關之南是南雄市，通行客家話。本來，這條古道在秦軍入粵時已經開通，但它是以陸路爲主，行軍打仗還可以，商貿運輸方面就遠不及水路了。同時，在趙佗建立南越國時被切斷，其後年久失修，到唐朝已是“以載則曾不容軌，以運則負之以背”〔2〕。身爲嶺南人的張九齡正是有感于這種狀况，才主持重新開鑿，使之成爲一條“坦坦而方五軌”的南北通道。五代之後，隨著中國政治經濟重心東移，進出嶺南的人多走這條通道。而五代至兩宋年間，正是客家民系的形成時期，客家人先聚居于江西鄱陽湖一帶，再經梅關進入嶺南。不過，從這條通道進入嶺南的漢族移民，幷非全是客家人，其中相當一部分定居廣府地區，他們的中原正音沒有發展成客家話，而入鄉隨俗改說粵語，成爲廣府人。

　　（三）瀟水—賀江古道　又稱瀟賀古道或嶺口古道，漢語方言比較複雜。以地處賀江上游的富川瑤族自治縣爲例，主要漢語方言有四種：粵語、西南官話、民家話、土話。簡述如下〔3〕：

　　粵語  當地稱梧州話。主要分布于白沙、蓮山、古城、柳家、富陽、城北、福利等鄉鎮，使用人口約7萬。

　　西南官話  當地稱富陽話。主要分布于縣城富陽以及朝東、古城、蓮山、柳家等鄉鎮，使用人口約3萬。

　　民家話  是“民家人”使用的方言，分布于福利、石家、葛坡、麥嶺、城北、油沐、朝東，使用人口3萬多。

　　土話  包括七都話、八都話、九都話，是漢瑤雜居地區漢瑤兩族居民共同使用的方言，其音系大同小异，歸屬及其來源尚不清楚。分布于新華、福利、石家、富陽、柳家、古城、蓮山、白沙、葛坡、麥嶺、城北、油沐、朝東等鄉鎮，使用人口約11萬。講民家話和土話的人多數會講官話。

　　該縣還有兩個方言島：一是保慶方言島，在油沐鄉部分村莊，約3000人，清朝由湖南保慶地區遷入。二是客家方言島，在白沙鎮部分村莊，約3000人，在客家人西遷的過程中形成。

　　此外，該縣現有瑤民7萬多人，占全縣人口1/3。一部分于宋末從貴州遷入，大部分于明朝以後從湖南遷入，大多數使用漢語方言，只有4千人使用勉語，但對外交際則使用西南官話。

　　上述三條古道中，瀟賀古道是唯一有粵語通行的，且跟梧州同屬一種次方言，而梧州是粵語形成地——廣信之一部分，說明它是雅言傳入嶺南的主要通道。

　　同時，從現在富川粵語和西南官話通行的區域，也說明瀟賀古道在兩漢之後曾經一度衰落。至明清時期，隨著靈渠的暢通，新的漢族移民遷入，他們帶來的官話逐漸成爲縣城一帶的主要交際語言，粵語區逐漸南移。

　　瀟賀古道是秦朝繼開鑿靈渠之後再開闢的一條水陸聯運之道，其中陸路約170公里，北連瀟水，南接賀江。秦朝之所以開闢這條通道，可能是發現了靈渠和灕江在航運方面的弊端，而賀江不僅通航能力優于灕江，同時，它與瀟水的分水嶺恰好是萌渚嶺和都龐嶺之間的缺口（故稱爲嶺口），正如曾昭璇先生所言：“實爲一平地”。因而它一經開闢，便成爲當時“一條最有利的南北運輸大道”〔4〕。

　　秦漢時期，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重心偏于西部，因而不管是行軍打仗也好，經貿文化往來也好，人們進入嶺南，多取道湘桂邊界。秦始皇攻打百越如此，漢武帝開闢海上絲綢之路也是如此。當靈渠灕江起不了這種作用，瀟賀古道便順理成章地成爲他們的首選。羅香林先生指出：“由兩漢至南北朝爲廣東學術思想發展的第一時期。我們知道，各種學術思想的發展，多數在人才集中的區域。秦和西漢國都均在西安一帶，關中爲當時國都的外圍，人口比較密集。故當時中國的學術思想，都總匯于西安，以至關中各地。此時廣東與中原的交通，亦以西安爲中心。由西安經漢中沿漢水南下，至洞庭湖，溯湘水而至粵桂交界。中原的學術思想，由此交通孔道，向廣東傳播。東漢時代，印度佛教，以至海外各國的文化、亦多自越南河內以及廣東的徐聞、合浦與番禺等地的港口傳入。而扼西江要衝的蒼梧，遂成爲中原學術文化與外來文化交流的重心。”〔5〕羅香林先生所勾勒的“交通孔道”，就是海陸絲綢之路交匯的通道。兩漢時期的中原商賈，就是沿此孔道，進入嶺南；作爲漢民族共同語的雅言，也是沿此通道，長驅直入，傳到嶺南，以蒼梧郡治廣信（今廣東封開和廣西梧州）爲中心向周邊傳播。經學家陳元、士燮等都曾在廣信研究學問，客授生徒，形成一支頗有勢力的士人隊伍。經學家劉熙、程秉、薛宗，許靖、許邵兄弟，以及易學家虞翻等，也先後自中原來到交州，設館招徒，弟子多達數百人。正如曾任交趾太守的薛宗所述：“稍使學書，粗知言語。使驛往來，觀光禮化。”〔6〕這裏的“言語”，當然是有漢字作爲紀錄符號的雅言。沒有文字的土著居民在學習漢文化和漢字之時，也就學習了雅言。後來，由于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和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東移，這條孔道的作用逐漸淡化，原通行于長安一帶以及這條孔道嶺北段的雅言由于受到游牧民族語言的衝擊而變形或消失，原通行于這條孔道嶺南段的雅言則保存下來，同時也就失去了原來的“正統”地位，從漢民族共同語演變成漢語的一支方言——粵語。

　　二

　　粵語形成于古廣信，以廣信爲中心向周邊地區擴展，幷在擴展的過程中發生一些變化，形成各種與廣信粵語大同小异的次方言。分析這些次方言的特點，我們便可發現早期粵語擴展的路徑，從而發現海陸絲綢之路交匯的路徑。這裏選擇其中幾種次方言進行分析。

　　（一）北流江—南流江次方言區（簡稱北流江次方言區）　 包括玉林、北海兩市及其所屬各縣。其語音主要特點是：

　　1. 古“幫”、“端”母發爲全濁塞音聲母b、d。

　　2. 古“知”組聲母跟“端”組合流，發爲舌尖音。

　　3．古“精”組聲母都發爲舌尖音。其中“精”、“清”跟“端”“透”合流，發爲舌尖塞音；“從”、“心”、“邪”母發爲舌尖邊擦音θ。

　　我在《粵語形成于古廣信》中談到，封開的封川話保存著一整套全濁塞音聲母，包括唇音b、舌音d、牙音ɡ，跟《切韵》中的“幷”、“定”、“群”三個古全濁塞音聲母對應。同時，《切韵》中的清塞音聲母“幫”、“端”、“見”跟“幷”、“定”、“群”合流，也讀爲b、d、ɡ。與封開粵語比較，北流江—南流江次方言區的全濁塞音聲母沒有那麽完整，只有唇音b和舌音d，缺少牙音ɡ；同時，這兩個濁塞音聲母來自《切韵》中的“幫”、“端”母，而跟“幷”、“定”母沒有對應關係。由此可見，粵語在廣信一帶形成後，便沿著北流江—南流江這條水陸聯運通道向合浦一帶傳播，在傳播過程中，它也朝著“濁音清化”的方向演變，只不過沒有遵循先“幫”、“端”、“見”後“幷”、“定”、“群”的清化順序，而是“幷”、“定”、“群”以及“見”母首先清化了，“幫”、“端”兩母反而作爲全濁塞音保存下來。

　　古“知”組聲母跟“端”組合流，也是漢朝雅言的發音，封開粵語和北流江次方言都保存了這一特徵。而“精”組與“端”組合流，則較爲特殊，在古漢語中尚未發現這種情况。不過，“精”組在《切韵》中是獨立的一組聲母，而在今天的漢語，不論是普通話還是粵語，它都不再獨立。在普通話中，它們與“見”組部分字合流，發爲舌面音；在今天粵語的廣州話，則與“知”、“照”兩組合流，發爲平舌音。這組聲母既然可以跟“見”、“知”、“照”組合流，同樣可以跟“端”組合流。在海南閩語中，“精”組就是跟“端”組合流的。因此，在北流江次方言區，“精”、“清”與“端”、“透”合流，是古代漢語聲母系統內語音調節産生一系列鏈動變化的結果，幷沒有離開漢語的發展規律。至于同屬“精”組的“從”、“心”、“邪”三母發爲舌尖邊擦音θ，也是如此。在古代漢語中沒有發現類似θ的聲母，有可能是從少數民族語言吸收過來的，但這種吸收也屬正常現象。北方方言的翹舌音不也是從少數民族語言吸收的嗎？在粵語的次方言中，這個聲母比較普遍地存在。筆者認爲，這是由于“精”組中的“精”、“清”兩母已經跟“端”、“透”合流，發爲舌尖塞音，“精”組的其餘三母——“從”、“心”、“邪”也就同樣地向舌尖音靠攏，而在《切韵》音系中沒有相應的舌尖音可以合流，于是從當地土著語言中引進了舌尖邊擦音θ。

　　由此可見，北流江流域是早期粵語擴展之地，是兩漢時期海陸絲綢之路交匯的産物。東吳將交州州治從廣信遷至番禺（廣州）之後，嶺南的政治經濟重心逐漸東移，及至張九齡重新開鑿的大庾嶺道取代瀟賀古道成爲南北主要通道，番禺（廣州）取代廣信成爲嶺南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番禺港取代徐聞、合浦成爲海上絲綢之路的主要港口，北流江—南流江通道的地位也隨之而失落，變成比較閉塞的地區，其早期粵語的一些面貌便得以保存下來，成爲今天研究語言、研究海陸絲綢之路和珠江文化的珍貴資料。

　　（二）南江——鑒江次方言區（簡稱南江次方言區）　古稱“粵西走廊”，從這條走廊的“頭”，即南江與西江交匯處的郁南，直至它的“尾”，即鑒江入海處的吳川，粵語次方言的語音基本一致（唯鑒江中游的化州有些特殊，其語音與北流江次方言區接近）。

　　與北流江次方言區比較，南江次方言區沒有全濁塞音聲母，古“知”組部分字白讀音跟“端”組合流，文讀音則跟“照”組合流，發爲舌齒音；“精”組除“心”母字外全部發爲舌齒音。可見其音系比較接近廣州話。這一帶也有舌尖邊擦音聲母θ〔7〕，但它只跟古“心”母對應，跟“從”、“邪”兩母沒有對應關係。因此，南江次方言區的θ聲母跟廣州話中的舌齒擦音聲母s有著明顯的對應關係，古“心”母字，當地發爲θ聲母，廣州話發爲s聲母。由于受廣州話影響，今天這一帶的居民往往在日常會話中發θ聲母，在讀書時則發爲s聲母；跟本地人會話時發θ聲母，跟外地人會話時則發爲s聲母，形成兩讀，因此在語言交際上無大障礙。

　　值得注意的是：在南江和鑒江上游的信宜，有一種特殊的“變音”現象，出現于單音詞或多音詞的最後一個音節，讀法是：將該音節聲調的調尾變爲特高；同時，所有單韵母都增加鼻音韵尾n，入聲韵母則變爲相對應的鼻音韵母。名詞變音表示“小稱”，動詞重叠變音表示“短時體”，形容詞重叠變音表示“輕級”。〔8〕顯然，這種變音屬于詞語的一種形態變化。我們知道，漢語包括它的七大方言，屬于孤立型語言，本身是沒有形態變化的。那麽，信宜粵語的形態變化究竟從何而來？筆者認爲，應系古百越語言因素的殘留。據人類學家考證，百越族體的先民在新石器中晚期與南太平洋島嶼上一些說“南島語”的民族有共同的文化淵源，因此，古百越各部落的語言大部分與“南島語”有著親緣關係，而“南島語” 屬于粘著型語言。鄒嘉彥、游汝杰《漢語與華人社會》一書中說：“大陸上的南島語因受漢藏語系的影響，詞彙音節脫落，而用聲調補償是普遍現象。”信宜粵語的“變音”正屬于“聲調補償”現象，這裏的土著民族在接受粵語時，便將這一語言現象帶入粵語，一直保存下來，成爲海陸絲綢之路促進了漢文化與百越文化融合的見證。海陸絲綢之路既是貿易通道，又是文化交流的通道，民族融合的通道。西漢時期設置端溪縣，縣治德慶，管轄範圍包括南江流域和鑒江上游（信宜），標志著漢族移民和當地土著開始融合。兩漢以來的千餘年間，這一帶未發現漢族移民與百越土著有大的衝突，及至南梁、南陳及隋三朝，還出現過俚人首領冼夫人與高凉郡太守馮寶共諧連理，奉行漢俚和睦的政策的佳話。漢族移民和百越土著不斷融合，其語言也必然互相吸收。當然到明朝萬曆年間，才出現由瑤民發動的“羅旁之亂”，那是後話。

　　南江流域地名多冠“羅”字或“六”字，鑒江流域地名多冠“那”字，說明在古代，前者屬于西甌部落，後者屬駱越部落，其語言幷不相通。而形成粵語之後，南北基本一致。這就說明，粵語雖然吸收了一些百越土著語言的因素，但它的主體是中原傳入的雅言。

　　曾昭璇先生指出：“爲恢復和發展外貿，即以廣信爲中心分路入南海各港。但番禺其時已毀，日南又塞，故只能西南沿北流、南流江至合浦出海，東南下南江至船步而穿群山，出信宜、高州而下徐聞港。”〔9〕商貿往來促進語言交際，使通道上下的方言漸趨一致，因而形成粵語的兩個次方言區。

　　（三）懷集粵語　根據《懷集縣志》，其粵語分爲上坊話與下坊話，本文只談下坊話，以懷城語音爲標準。主要特點有：

　　1．清塞音聲母p、t和清塞擦音聲母ts在圓唇元音前發爲濁塞音b、d和濁塞擦音dz。

　　2. 古“從”、“心”、“邪”三母字發爲舌尖邊擦音聲母θ。

　　值得注意的是濁塞擦音dz 。我說粵語保存著雅言音系的基本特點，是就整個粵語而言的。如果單憑廣州話，就不足以證明這個結論。因爲廣州話中所保存的塞音韵尾、雙唇鼻音韵尾以及平、上、去、入四聲等，雅言中有，唐宋時期的中原正音也有。有人認爲粵語保存的是“唐音”，就廣州話來說，也沒有錯。但封開、懷集以及北流江、南江流域的粵語，就保存著唐朝之前甚至南北朝之前雅言音系的許多因素。比如《切韵》中“知”組聲母，漢朝雅言發舌尖音，《切韵》成書時期即隋朝初年發舌上音，唐宋中原正音演變爲平舌音，元明官話又演變爲捲舌音。在今天封開以及北流江流域、南江流域的粵語中，這組聲母都發爲舌尖音，保存著漢朝的發音。而最典型的，莫過于全濁音的保存。在封開論壇，我著重論述封開粵語中的全濁塞音，稱之爲“古代雅言音系的活化石”。因爲它是古代雅言音系獨有的，到唐宋時期，中原漢語聲母中的全濁音，包括濁塞音和濁塞擦音，都變成清音了。封開不僅保存著一整套濁塞音，而且所有不送氣塞音聲母都發爲濁塞音，這麽一來，清與濁，送氣與不送氣，形成整齊的對應關係，在漢語各方言中是罕見的。但封開粵語沒有濁塞擦音，懷集粵語中的濁塞擦音，彌補了這個不足。封開加懷集，既有濁塞音，又有濁塞擦音，就形成一個完整的濁音系列，從而將粵語的歷史一下子提前五百年，從唐朝提前到漢朝。這麽一來，就跟漢朝的雅言銜接起來了，就跟海陸絲綢之路創始階段聯繫起來了。因此，懷集粵語中的濁塞擦音，同封開粵語中的濁塞音一樣，都是古代雅言音系的活化石。

　　至于古“從”、“心”、“邪”三母字發爲舌尖邊擦音聲母θ，這一點跟封開及北流江次方言區一致。但在封開及北流江次方言區，古“精”組聲母字全部發爲舌尖音，其中古“精”、“清”兩母字發爲舌尖塞音，古“從”、“心”、“邪”三母字發爲舌尖邊擦音。而在懷集，古“精”組分化爲兩種情况：古“精”、“清”兩母字與“知”、“照”兩組合流，發爲舌齒音ts、ts‘；古“從”、“心”、“邪”三母字則發爲舌尖音邊擦音θ。

　　由此分析，懷集的粵語應系從瀟賀古道直接傳入的雅言演變而成，其演變軌迹與封開略有不同。懷集地處封開的東北部，西與賀州接壤，境內的綏江與賀江接近，古代中原漢人從瀟賀古道進入賀江流域後，其中一部分經陸路轉到綏江流域，沿綏江而下，直抵番禺（廣州）。可見，瀟水—賀江—懷集—綏江—珠江—番禺，也是古代海陸絲綢之路交匯的一條通道。這條通道的歷史地位雖然不及由廣信至番禺的“黃金水路”，但它對于嶺南及泛珠三角地區古代經濟和文化發展的作用，同樣不可忽視。

　　 2005年7月

　　注　釋：

　　〔1〕〔4〕〔9〕曾昭璇、曾新、曾憲珊：《西甌國與海上絲綢之路》，《嶺南文史》2004年第三期。

　　〔2〕張九齡《開鑿大庾嶺路序》。

　　〔3〕《富川瑤族自治縣志》。

　　〔5〕羅香林：《世界史上廣東學術源流與發展》。

　　〔6〕《三國志·薛宗傳》。

　　〔7〕嚴格地說，θ是舌尖—齒間邊擦音，北流江次方言區多發爲此音；而南江次方言區多發爲舌尖—齒齦邊擦音，跟θ略有差异。爲了方便排印，本文統一標作θ，幷統一稱之爲舌尖邊擦音。

　　〔8〕詳見拙著《信宜方言志》。

　　
粵語文化縱橫談

　　什麽是文化？對于這個問題，學術界有多種答案。而在漢語中，“文化”一詞的“文”，本義爲紋理，引申爲文辭，也就是語言（例如呂叔湘先生的一本語法學著作就叫《中國文法要略》）。文化，就是“以語言教化”。當然這未必是對文化最科學的解釋，但由此可以看出，在我國傳統文化中，語言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

　　大量事實證明，語言不僅僅是“人類交際的重要工具”，而且全面地反映一個民族在思維模式、生産方式、生活方式、風俗習慣、宗教信仰等方面特有的精神，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爲一個民族的語言如此，作爲一個地域的方言也是如此。漢語有七大方言，它們是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逐步形成的，蘊涵深厚的文化積澱。廣東地方傳統文化通常分爲三大組成部分：廣府文化、客家文化、潮汕文化，所依據的其實就是境內三大漢語方言。粵語不僅是廣府地區人民的母語，而且是廣東和整個嶺南地區最大的漢語方言，它不僅蘊藏著廣府地區的傳統文化，而且保存著大量在中原一帶已經消失了的傳統文化。離開了粵語，廣府乃至嶺南地區許多文化品種便不復存在。因此，在建設文化大省的過程中，應當研究和弘揚粵語文化。

　　                           從漢民族共同語的沿革談起

　　相傳黃帝部落的史官倉頡創制了漢字。這套漢字與西方文字的最大區別，是依據東方“天人合一”的思維方式，不是單純的“記錄語言的符號”，而是“脫離了語言羈絆的、能够控制語言的文字系統”。（饒宗頤：《符號·初文與字母——漢字樹》）隨著漢字的産生，漢語便形成了與口語相輔相成的書面語。當口語交際發生障礙時，操不同方言的人便不約而同地借助于書面語。而書面語的作用一旦得到公認，人們便會想方設法爲其漢字“正音”，即確定一種公認的標準讀音。這種標準讀音一經推廣，書面語便成爲部落的共同語。

　　漢語最早的書面語和共同語稱爲“雅言”。它形成于西周，以其國都王畿一帶的方言即“夏語”爲基礎。春秋戰國，諸侯割據，雅言成爲各諸侯國之間往來的官方語言，如果官員不會說或者說不好雅言，出使時就必須帶會講標準雅言的“象胥”（翻譯）。不僅官方交往如此，當時文人講學也都使用雅言。孔子就對學生說：“詩書執禮皆雅言也。”（《論語》）他日常使用魯語，而誦詩書和參加祭祀時則用雅言。教育的發展促進了雅言的推廣，使它逐步成爲社會各界交際的共同語。

　　漢朝，揚雄著《方言》，將非地區性的普通詞語稱爲“通語”。有的語言學者以爲“通語”就是當時的民族共同語，其實它只是就詞彙方面而言，跟音系沒有關係；同時，揚雄將幾個地區內都使用的詞語也稱爲“通語”。可見“通語”幷非當時民族共同語的名稱，當時的民族共同語仍然是雅言。到了東漢時期，政治經濟中心由長安轉移到洛陽，朝廷和文人都以河洛雅言爲標準音。爲了跟長安音區別，人們稱之爲“洛生咏”。

　　東晋至南北朝，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這一帶的漢語受游牧民族語言的衝擊而發生變化。尤其是北魏時期，孝文帝遷都洛陽，鼓勵鮮卑人學習漢語，中原漢語融入了不少鮮卑語的成分。與此同時，大批士人南遷，東晋和宋、齊、梁、陳的京師金陵（南京）成爲他們的活動中心，其語言沿襲河洛雅言，稱爲“士音”；當地原居民的語言稱爲“庶音”或“吳音”。隋朝，南北統一，但兩地士音差异不小。開皇初年，劉臻、顔之推等八位學者有感于此，經過討論確定審音原則，由陸法言執筆，編寫出我國第一本音韵學著作——《切韵》。編著者宣稱“酌古沿今”，“兼包南北”，實際上以南方士音爲主，酌取北方士音，因而所記述的是隋朝以前的雅言音系。與現代漢語音系對比，這一音系主要特點是：有一整套全濁塞音和全濁塞擦音；“見”組聲母均發爲牙音（舌根音）；“知”組聲母發爲舌上音，與“端”組接近；“影”母發爲喉音；有舌葉音；沒有翹舌音；有一整套鼻音韵母和塞音韵母；有平、上、去、入聲調。縱觀今天漢語七大方言，最接近《切韵》音系的是粵語，上述大多數特點，包括“見”組聲母均發牙音，沒有翹舌音，有一整套鼻音韵母和塞音韵母，有舌葉音，有平、上、去、入聲調等，在普通話和北方各大方言中已經找不到，而在今天粵語中却完整保存。今天廣東封開一帶的粵語，保存著全濁塞音及全濁塞擦音聲母；還有個別地區的粵語次方言保存著《切韵》“知”組聲母及“影”母的發音特點。這些都充分說明了粵語與雅言的傳承關係。

　　隋唐時期，政治文化中心重返長安一帶，同時以洛陽爲東都。朝廷通行秦音，而河洛音也占有重要地位。不過此時的河洛音已經不是當年的“洛生咏”而融入了不少鮮卑等游牧民族語言成分，以“洛生咏”爲基礎的《切韵》反而被指“多吳音”，進行多次删改。北宋建都汴京（開封），河洛音成爲標準音，陳彭年、丘雍奉旨編著《大宋重修廣韵》，作爲“官韵”頒行，爲了跟雅言音系區別，稱爲“中原雅音”，又稱“中原正音”。與雅言對照，中原正音有以下主要變化：全濁塞音和全濁塞擦音消失；舌葉音消失；舌上音“知”組聲母與“精”組合流，發爲齒音（平舌音）。在漢語七大方言中，比較接近這個音系的是客家話。客家人自稱“不忘祖宗言”，其“祖宗言”便是中原正音。

　　金元兩朝，黃河流域再次爲北方游牧民族所統治，這一帶的漢語也就再次受游牧民族語言的衝擊而發生明顯變化，中原正音的中心也隨著漢族移民大量南遷而轉移到江南一帶。與此同時，在南宋的京城臨安（杭州）以及建康（南京）等城市，隨著市民社會的形成，出現一種“官話”。這種“官話”最初幷非官方用語，而是市民語言。因當地百姓稱市民爲“官”（如“看官”“客官”等），其語言便稱爲“官話”。明初建都南京，令樂韶鳳等修《洪武正韵》，才將官話定爲官方用語。明成祖遷都北京，大批江淮人移居北京，官話隨之而傳到北方地區，成爲漢民族共同語。當時來到中國的意大利人利瑪竇在《中國札記》中記述：“還有一種整個帝國通用的口語，被稱爲官話，是民用和法庭用的官方語言。”與中原正音對照，官話的主要變化是：牙音“見”組聲母分化爲兩套，開口合口字仍讀牙音（舌根音），齊齒撮口字則讀齒音（舌面音）；舌上音“知”組（“娘”母除外）跟正齒音“照”組（部分）合流，變成翹舌音聲母； “影”、“喻”兩母以及“疑”母大部分字變爲零聲母；雙唇鼻音韵尾m幷入n韵尾；塞音韵尾消失即入聲消失。

　　清朝，官話分成兩支：一支是以北京官話爲代表的“北音”，一支是以南京官話爲代表的“南音”。朝廷起初將滿語定爲“國語”，後隨著漢滿文化的逐漸融合，便將吸收了不少滿語成分的北音也作爲官方用語推行，在粵閩等地設立“正音書院”，正音教師却由駐防旗人擔任，難怪當地不少漢人視北京官話爲滿語而不願接受。本來，各民族語言之間互相吸收本屬正常現象，北京官話融合了不少滿語成分，幷沒有改變其漢語的性質，也不影響它成爲漢民族共同語的資格。因此，民國初年確定國語音系，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確定普通話音系，都以北京音爲標準。

　　上述可見，兩千多年來，漢民族共同語至少經歷了兩次較大的變化，形成雅言—中原正音—官話（國語、普通話）三個不同的音系。雅言作爲最早的漢民族共同語，是周至南北朝這個漫長的歷史時期漢民族在思維模式、生産方式、生活方式、風俗習慣、宗教信仰等方面特有精神的反映。它的音系在今天中原一帶已經消失，其中許多因素却保存于今天的粵語，這是祖先留下的一份珍貴的文化遺産。

　　粵語保存著雅言的大量因素，也就保存著大量在中原一帶已經消失了的傳統文化。至今不少說粵語的人跟客家人一樣，仍然將自己的方言視爲正宗的古代漢語，從上述沿革來看，幷非沒有根據。粵語不僅對于嶺南文化和珠江文化的研究和弘揚有著不可替代的價值，對于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和弘揚同樣有著不可替代的價值。

　　                        粵語的形成與海上絲綢之路

　　 既然粵語來源于雅言，那麽，它形成的過程，就是雅言傳入嶺南幷演變爲一種方言的過程。這一過程，與發祥于嶺南的海上絲綢之路有著密切關係。

　　《通考輿地考》說：“自嶺而南，當唐虞三代蠻夷之國，是百越之地。” 這裏的“嶺”指越城嶺、都龐嶺、萌渚嶺、騎田嶺、大庾嶺，合稱“五嶺”，橫貫于長江流域與珠江流域之間，猶如一道連綿千里的屏障，將珠江流域和中原大地分開，因此中原人習慣將珠江中下游稱爲“嶺南”。對于“百越”，有多種解釋。其中一種比較普遍的說法是：“越以百稱，明其族類之多也。”百越當然包括多個民族，當時兩廣境內有“灌兜”、“縛羅”、“陽禺”、“西甌”、“伯慮”等多個土著部落，他們多聚居于海邊或江邊，而“越”的意思就是水或海。不過百越中的“百”幷非數詞，而是個音譯詞，指人或族。今天壯族就有“布壯”、“布土” 、“布儂”、“布曼”、“布雅依”等20 餘種自稱，對于漢族則稱爲“布官”，其中“布”（Boux）意爲族或人，跟“百”讀音相近。在構詞上“偏正倒置”，即把修飾語素放在後面。據此，“百越” 是古代南方土著自稱的音譯，即“越人”，指水上人家或居住在海邊的人。後來爲了跟浙江一帶的“越”區別而改譯爲“粵”，沿用至今。這些土著部落使用各自的土語，幷沒有統一的“百越語”。所有土語都跟中原雅言沒有親緣關係，却跟南太平洋島嶼諸國居民的語言同屬一個語系。這一事實說明，在漢族移民進入嶺南之前，那裏的土著民族跟中原來往很少，却已穿梭于南中國海乃至南太平洋沿岸及其島嶼。不過，有史記載的海上貿易，始于西漢年間黃門譯長的遠航。他們帶著黃金和絲綢等雜繒等，從徐聞、合浦出發，經歷都元（今屬越南）、邑盧沒（今屬泰國）、諶離（今屬泰國）、夫甘都盧（今屬緬甸）、黃支（今屬印度）等國，換回明珠、璧琉璃、奇石等海外奇珍。這次遠航所開闢的海上絲綢之路和張騫所開闢的陸上絲綢之路互相交匯，形成一個對外貿易的網絡，使西北和南方邊境地區的經濟逐步發展起來。到這一帶從事商貿活動的人，來自各地，語言不一，爲了進行交際，他們約定俗成使用共同語。因此，雅言便通過商貿活動而逐步通行開來。

　　秦漢時期，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重心偏于西部，因而不管是行軍打仗也好，經貿文化往來也好，人們進入嶺南，多取道湘桂邊界。秦始皇攻打百越時，先在湘江和灕江之間開鑿了一條“靈渠”，接著又在瀟水與賀江之間開闢一條水陸聯運之道。漢武帝十分重視“封中”即封水（賀江）流域，選擇廣信（今廣東封開和廣西梧州）作爲監察嶺南各郡的交趾刺史部治所，選擇徐聞、合浦作爲海上絲綢之路始發港，原因也在于此。羅香林先生指出：“秦和西漢國都均在西安一帶，關中爲當時國都的外圍，人口比較密集。故當時中國的學術思想，都總匯于西安，以至關中各地。此時廣東與中原的交通，亦以西安爲中心。由西安經漢中沿漢水南下，至洞庭湖，溯湘水而至粵桂交界。中原的學術思想，由此交通孔道，向廣東傳播。東漢時代，印度佛教，以至海外各國的文化、亦多自越南河內以及廣東的徐聞、合浦與番禺等地的港口傳入。而扼西江要衝的蒼梧，遂成爲中原學術文化與外來文化交流的重心。”（《世界史上廣東學術源流與發展》）這裏所勾畫的“交通孔道”，就是海陸絲綢之路交匯的通道。兩漢時期作爲漢民族共同語的雅言，就是沿此孔道，長驅直入，傳到嶺南，以蒼梧郡治廣信爲中心向周邊傳播。經學家陳元、士燮等都曾在此設館客授生徒，形成一支頗有勢力的士人隊伍。經學家劉熙、程秉、薛宗，許靖、許邵兄弟，以及易學家虞翻等，也先後自中原來到交州，在廣信設館招徒，弟子多達數百人。正如曾任交趾太守的薛宗所述：“稍使學書，粗知言語。使驛往來，觀光禮化。”（《三國志·薛宗傳》）這裏的“言語”，當然是有漢字作爲紀錄符號的雅言。沒有文字的土著居民在學習漢文化和漢字之時，也就學習了雅言。這些土著居民的語言本來千差萬別，互相無法通話，因此除了讀書以及跟漢人交往時使用雅言之外，部落之間交往也不約而同地借助雅言。這麽一來，雅言便成爲各土著部落的共同語，就像春秋戰國時各諸侯國交往都使用雅言一樣，形成雙語制，在自己部落內使用自己的母語，對外交往則使用雅言。與此同時，古百越語言中些因素，也爲漢族移民的語言所吸收。後來，由于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和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東移，嶺南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也從廣信轉移到番禺（廣州），這條孔道的作用爲張九齡主持開鑿的大庾嶺通道所取代，原通行于長安一帶以及這條孔道嶺北段的雅言由于受到游牧民族語言的衝擊而變形或消失，原通行于這條孔道嶺南段的雅言則保存下來，同時也就失去了原來的“正統”地位，從漢民族共同語演變成漢語的一支方言——粵語。

　　粵語與海上絲綢之路的密切關係，使它具有明顯的“水文化”特性，具有較强的整合力。在“廣東封開：嶺南文化發祥地論壇”的發言中，我根據粵語“沿江分布”的特點，依據流域分爲六個次方言區：1.西江—珠江次方言區，包括廣西梧州和廣東肇慶、佛山、清遠、廣州、中山、珠海、東莞、深圳等市及其所轄各縣，以及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2.潯江—郁江次方言區，包括廣西南寧、崇左、貴港等市及其所轄各縣；3.北流江—南流江次方言區，包括廣西玉林、北海、欽州等市及其所轄各縣；4.南江—鑒江次方言區，包括廣東雲浮、茂名兩市及其所轄各縣，湛江市及其所轄吳川、廉江；5.漠陽江次方言區，包括廣東陽江市及其所轄各縣；6.潭江次方言區，包括廣東江門市及其所轄各縣。其實，在六個次方言區中，除了漠陽江和潭江兩個次方言區之外，其餘四個在音系上差异幷不明顯，從西部的南寧到東部的深圳，從北部的連州到南部的湛江，都可以互相通話，將它們看作一個大的次方言區（廣府話區），亦未嘗不可。究其原因，珠江—西江—潯江—郁江自古就是一條黃金水路，其粵語次方言自然相通；而南江—鑒江和北流江—南流江兩個次方言區，則是通往海上絲綢之路始發港徐聞、合浦的主要通道，正如曾昭璇等在《西甌國與海上絲綢之路》一文中所指出：“爲恢復和發展外貿，即以廣信爲中心分路入南海各港。但番禺其時已毀，日南又塞，故只能西南沿北流、南流江至合浦出海，東南下南江至船步而穿群山，出信宜、高州而下徐聞港。”因此，這兩個次方言區的形成，本身就是海上絲綢之路的産物，是海上絲綢之路促進粵語整合的見證。

　　                           粵語音系的特點及其文化價值

　　     提起粵語的特點，尤其是談到粵語保存古代漢語的特點，許多人都從粵語的詞彙中舉出大量例子，諸如“頸”(脖子)、“鑊”（大鍋）、“翼”（翅膀）、“屋”（房子）、“佢”（他）、“行”（走）、“企”（站）、“揩”（洗）、“飲”（喝）、“著”（穿）、“度”（量）、“估”（猜想）、“朝”（早上）、“晏”（中午）、“幾多”（多少）、“銀子”（錢幣）、“卒之”（最後）等等，不少有關粵語的文章也是如此。粵語詞彙確實有自己的特色，但是，任何一種方言的特點，首先體現在它的音系。

　　上面已經談到，在今天漢語七大方言中，粵語最接近《切韵》音系，保存著《切韵》音系的大多數特點。而其中最爲顯著、最有價值的，是保存雅言的聲調系統。

　　古代漢語有平、上、去、入四聲，《玉鑰匙歌訣》雲：“平聲平道莫低昂，上聲高呼猛烈强，去聲分明哀遠道，入聲短促急疏藏。”說明平、上、去、入四聲對傳遞情感具有不可忽視的作用。古人重視四聲，寫詩作詞，講究平仄協調，以形成“抑揚頓挫”之美感。可以說，沒有平仄韵律，也就沒有唐詩宋詞的黃金時代。今人對平仄的作用體會不深，是因爲普通話的陽平幷非“平道”而是個升調，同時沒有入聲，許多古代讀爲入聲的字在普通話讀爲陰平或陽平，這麽一來，哪個字都平聲，哪個字讀仄聲，如果不查韵書，誰也難以區分。而在粵語中，陰平讀爲高平，陽平讀爲低平，保存“平聲平道莫低昂”的特點，幷且保存入聲，因此，平仄區分得很清楚。在廣府地區，許多人一直堅持用粵語吟誦傳統詩詞，就是爲了更好地領略由聲調的平仄而形成的“抑揚頓挫”之美感。2002年，廣東省文史研究館與廣東電視臺就聯合制作了一個用粵語吟誦詩詞的專題節目《古韵流風》，播出後頗受好評。

　　入聲，是古代漢語的一大特色，也是粵語的一大特色。古代詩歌，即使是非格律詩，也都十分重視入聲的運用，因爲入聲“短促急疏藏”，運用得當，可使詩的節奏鏗鏘有力。漢樂府民歌《上邪》：“山無陵，江水爲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與君絕！”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其中“竭”、“雪”、“絕”都是入聲字，與詩中所表現的激烈情感配合得天衣無縫。又如曹植《七步詩》：“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以及柳宗元的《江雪》、岳飛的《滿江紅》等，都是如此。北方漢語由于受游牧民族語言影響，塞音韵尾脫落，“入派三聲”成爲一條普遍規律，今天的普通話沒有入聲，用普通話誦讀這些古詩，無法體會入聲的藝術作用。同時，由于“入派三聲”，原來的入聲字很可能讀爲平聲，這麽一來，連區分平仄都成問題，傳統詩詞的音韵美必然大打折扣。在漢語各大方言中，只有粵語保存著一整套塞音韵尾，包括雙唇塞音韵尾p、舌尖塞音韵尾t、舌根塞音韵尾k，也就完整地保存著古漢語的入聲。傳統詩詞，尤其是上述押入聲韵的詩詞，只有用粵語吟誦，才能領略其中的韵味。正像兒化是北京話的標志一樣，入聲可以說是粵語的標志。而兒化是受到了北方游牧民族語言的影響，入聲却是古代漢語音韵的保存。

　　粵語平、上、去、入均分陰陽，其中入聲還分陰入、中入、陽入。這麽一來，就有9個聲調：陰平、陽平、陰上、陽上、陰去、陽去、陰入、中入、陽入。其中所有陰調的調值高，所有陽調的調值低，符合“陰”、“陽”本義。陰陽學說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萬物皆有陰陽之分，聲調亦不應例外。南朝沈約發現四聲時，沒有談到陰陽。然而，到底是當時四聲不分陰陽，還是沒有發現？筆者認爲應屬後者。粵語聲調分陰陽，讀起來有一種高低起伏之美。粵語歌之所以在漢語方言歌曲中獨樹一幟，經久不衰，就因爲它的旋律跟歌詞聲調的陰陽是協調的。比如“一生何求”這句歌詞，“一”的聲調是陰入，調值5；“生”的聲調是陰平，調值55；“何求”兩個字聲調都是陽平，調值11，旋律與調值完全一致，充分表現了粵語自身的魅力。當然，在粵語歌中，這樣完全一致的也不多見，只要大致合乎“陰高陽低”的規律，不是“陰陽顛倒”就行了。又如“浪奔，浪流”，“奔”是陰平，調值高；“流”是陽平，調值低。作者正是發揮這一高一低的特點，通過旋律的配合，産生起伏感，加上後面“萬里滔滔”由低而高推進，表現出一浪接一浪的意境。普通話的上聲和去聲不分陰陽，平聲雖有陰陽之分，而陽平的調值幷非低平，失去陽調的本義，因此，用普通話演唱的歌曲，不必考慮旋律與聲調是否配合。粵語歌與普通話歌不同的特點，形成兩種不同的文化現象。粵劇也是如此，它被稱爲“南國紅豆”，其實粵曲中有不少曲調是從北方引進的，例如“梆子”源于江西的弋陽腔和江蘇的昆山腔，“二黃”源于安徽的吹腔和高撥子，“西皮”源于陝西的秦腔。還有一些小曲，例如《喜洋洋》、《春江花月夜》、《梁祝》等等，當然幷非廣東“地産”，但一經用粵語填詞和演唱，便帶有濃郁的“粵味”了。究其原因，全在于粵語聲調與粵曲旋律巧妙配合之下，其“抑揚頓挫”之美便表現得淋漓盡致。

　　粵語不僅有一整套塞音韵尾，而且有一整套鼻音韵尾，形成陰陽對應：p/m、t/n、k/。而且在一些地區（如信宜）的粵語次方言中，塞音韵尾通過“變音”可以轉化爲鼻音韵尾，保存了古代漢語音韵“陰陽對轉”的特徵。

　　在聲母方面，粵語有以下主要特點：1. “見”組聲母保持古代發音，不論在洪音或者細音前都發爲舌根音k、k‘、及喉擦音h；2. “非”組聲母發生變化，其中“非”、“敷”、“奉”母字發爲唇齒音聲母f ，“微”母則與“明”母合流，發爲雙唇鼻音聲母m；3. “精”組聲母在大部分地區與“知”、“照”兩組合流，都發爲舌齒音ts、ts‘、s；一部分地區與“端”組合流，發爲舌尖音t、t‘、θ。這些特點，對于漢語音韵演變的研究具有一定價值。

　　除了上述普遍特點以外，粵語中一些次方言還具有各自的特點。比如，一些地區的粵語次方言保存著雅言音系的全濁塞音聲母。其中廣東封開縣的粵語最典型，保存著一整套古全濁塞音聲母，包括雙唇全濁塞音b、舌尖全濁塞音d、舌根全濁塞音ɡ，跟《切韵》中的“幷”、“定”、“群”三個古全濁塞音聲母對應。同時，《切韵》中的清塞音聲母“幫”、“端”、“見”跟“幷”、“定”、“群”合流，也讀爲b、d、ɡ。《切韵》中有不送氣清塞音、送氣清塞音及全濁塞音（沒有標明送氣或不送氣），形成“一濁二清”的不平衡狀態。而封開粵語則是“一濁一清”，所有不送氣塞音都是全濁，所有送氣塞音都是清音，形成清與濁、送氣與不送氣的整齊對應，不僅在粵語，而且在整個漢語中都屬罕見，應屬比《切韵》成書年代更早的漢語音系遺存。除了封開之外，北流江—南流江次方言區也有全濁塞音聲母b、d（缺少ɡ）；潭江次方言區的臺山還有帶鼻音的全濁塞音聲母mb、nd、ɡ，但對應關係各有不同。可見全濁塞音在粵語中幷非個別現象。“濁音清化”是漢語聲母演變的一條規律，古全濁塞音在今天普通話中已經蕩然無存，在漢語各種方言中也基本消失，因此，粵語一些次方言所保存的全濁塞音，是古代雅言和傳統文化的活化石。

　　                         建設文化大省應當發揮粵語的優勢

　　 秘魯作家略薩于2000年9月在題爲《全球化：文化的解放》的講演中說：爲了應付全球化的挑戰，繼英語之後，千千萬萬的人“在拼命地學習日語、德語、普通話和粵語”。這話表明，在當今世界，粵語擁有特殊的地位和優勢。

　　其實，粵語的特殊地位和優勢，從其形成之時起就逐步呈現，它不僅迅速同化嶺南的百越語言，而且不斷同化各種從北方傳入的漢語方言。進入近代，隨著廣東的崛起，粵語的優勢表現得越來越明顯。20世紀80年代以來，廣東在中國的改革開放中“先行一步”而成爲舉世矚目的熱土，通行于這片“熱土”的粵語也就表現出一種前所未有的活力。在其周邊的一些客家方言區和閩方言區，掀起一股學粵語的風氣，很快變成“客粵雙方言區”和“閩粵雙方言區”。例如原屬閩方言區的汕尾市，就舉辦過多期粵語培訓班，報名參加學習者十分踴躍，現在整個市區已經基本通行粵語，成爲一個典型的“閩粵雙方言區”。汕頭本是閩語中一支次方言——潮汕話的中心，也不斷推廣粵語，據汕頭大學教授林倫倫先生調查，該市大專院校秘書專業和公共關係專業1991年開設了粵語課，參加學習的達300多人；職業中學、各種夜校以及私人開設的粵語培訓班每年大約有20多個，參加學習達800多人。林倫倫先生還到該市一些大酒店和商場調查，發現那裏原籍汕頭的工作人員大都能講粵語。不僅廣東各地如此，一些北方人也學習粵語，尤其是“孔雀東南飛”的打工一族。粵語流行歌曲不僅盛行南國歌壇，且跨五嶺、過長江、越黃河，流向全國，有些人甚至爲唱好粵語歌而學習粵語。隨著中西文化交流的迅速發展，許多外來詞語伴隨著西方文化輸入粵語，成爲一種“新潮詞語”，逐漸推向漢語其他方言和普通話。據語言學家語言學家陳章太先生和陳建民先生的統計，80年代以來，僅是通過粵語進入普通話的外來詞語至少有600多個，其數量遠遠超過國內的任何地方方言。最近修訂出版的第五版《現代漢語詞典》，就收入了大量粵語詞，例如“買(埋)單”、“花心”、“入圍”、“生猛”、“煲電話粥”、“爆滿”、“炒魷魚”等。修訂主持人晁繼周先生還說：目前，這些方言一般會標上〈方〉字樣，“但可能過不了多久，這些方言就會變成普通話的一部分。”

　　對于粵語的優勢，從語言學者到社會各界都有不同的看法。一些人對此憂心忡忡，認爲粵語文化的發展勢必影響“推普”，給語言交際造成障礙。無須諱言，在漢語七大方言中，粵語與普通話在音系上的差异是較大的，粵語區的人們學習普通話難度也就較大。曾有人將帶有廣東口音的普通話稱爲“煲冬瓜”，廣州一位市長南腔北調的普通話也曾傳爲笑料，就連梁啓超先生講話，也時而夾雜諸如“點解”之類的粵語詞彙，可見差异之大，學習之難。粵語與普通話的差异是歷史形成的，這種差异說到底是文化的差异，這當然是造成“推普”工作較其他方言區進展緩慢的一個原因。同時，粵語區的人們對自己的母語感情比較深，而某些語言工作者將“推普”錯誤地理解成“統一語言”、“取消方言”，傷害了這種感情，挫傷了他們學習普通話的積極性，也是造成粵語區“推普”工作進展較爲緩慢的原因之一。但同時也要看到，廣府人既重視自己的母語，也不排斥其他語言和方言，更贊成推廣普通話，這跟廣府人的開放觀念和兼容意識有著密切關係，同時跟粵語具有與生俱來的開放性和兼容性有著密切關係。在當今廣東，普通話與方言幷存的格局正逐步形成，例如公共汽車報站，既講普通話，又講粵語。本地居民感到親切滿意，外來人員覺得幷無不便。廣播電視節目也是如此，一部分講普通話，一部分講粵語，各取所需，各得其所。去年，南方電視臺粵語衛星頻道正式啓播，成爲全國首個上衛星的方言電視頻道，與講普通話的廣東衛視形成雙語幷存的格局。除了普通話和粵語之外，會說其他漢語方言以及外國語言的人越來越多，無疑是個好現象。著名語言學家呂叔湘先生說過：“以語言而論，大多數人都是‘多面手’，都有一個或大或小的‘語庫’，在不同場合，跟不同的人在一起，說不同的話；不但是用的字眼兒有所不同，句法也會有出入，甚至語音也會起變化，可以說是‘隨宜取用，不拘一格’。”（《語言作爲一種社會現象》）我們應當保護和發展這多種語言幷存的格局，而不是以普通話“統一天下”。

　　“和而不同”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精髓之一，作爲其重要組成部分的漢語同樣如此。漢語自古至今都由多種方言所構成，各種方言都是它的有機組成部分，古代的雅言、中原正音、官話和當今的普通話都是漢民族共同語而幷非漢語的唯一形態。古代的雅言、中原正音和官話都對促進各地區人民的“和”發揮過重要作用，但它們都沒有“統一語言”、取代方言；今天我們推廣普通話，同樣是爲了“和”，而不是爲了“統一語言”、取代方言。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1999年公布《世界瀕臨消失的語種版圖》的報告中指出：“語言是保存和發展人類有形和無形遺産的最有力的工具。各種促進母語傳播的運動，都不僅有助于語言的多樣化和多語種的教育，而且能够提高對全世界各語言和文化傳統的認識，以此在理解、容忍和對話的基礎上，促成世界人民的團結。”發揮粵語優勢，發展粵語文化，不僅對于廣東建設文化大省，而且對于發展中華民族文化的多樣性，都具有積極意義。

　　                                                        2005年8月

　　
信宜粵語的變音、重叠與綴加

　　信宜位于廣東省西部，西與廣西壯族自治區接壤。全縣人口87萬（1987年統計），其中使用粵語的約65萬人，使用客家話的約22萬人。

　　信宜粵語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具有變音、重叠變音、綴加等形態變化，分述如下：

　　一、變音

　　變音是以詞的語音變化表示語法意義的構形手段，與連讀變調或連讀音變不同。

　　變音的形式是：單音詞的音節或多音詞的其中一個音節（多數是最後一個音節），其聲調的調值特念成特高而上揚，具體來說，調頭是本調的調頭，調尾都是特高，比任何一個本調的調尾都高得多，用五度標調法無法表示，故記作［］。同時，韵母發生變化：單韵母［a    i ｕ ｙ］一律增加鼻音韵尾［n］，念成［an ｎ ｎ ｎ ｉｎ ｕｎ ｙｎ］；收［p t k］的入聲韵母分別變成收［m n ］的鼻音韵母。下面舉些例子，例中前一種讀音爲本調，後一種讀音爲變音：

　　花［fa53］/［fan］

　　車［ts‘53］/［ts‘ｎ］

　　寫［35］/［ｎ］

　　多［t53］/［ｔｎ］

　　字［tsi11］/［tsin］

　　路［lu11］/［lun］

　　猪［tsy53］/［tsyn］

　　鴨［ap33］/［am］

　　熱［ｉｔ22］/［ｉｎ］

　　嚦［lｋ55］/［ｌ］

　　手巾［su35kn53］/［su35kn］

　　鶏公頭［ki53ko53t‘u23］/［ki53ko53t‘u］

　　三分之一［am53fn11tsi53jt55］/［am53fn11tsi53jn］

　　所有實詞，包括名詞、動詞、形容詞、數詞、量詞、代詞，以及相當一部分的副詞，均有變音現象。

　　1.名詞的變音

　　名詞變音，起區分大小的作用。指大用本調，指小用變音。例如“猪”，念［tsy53］表示大猪，念［tsyn］表示小猪，不用修飾成分。下面再舉些例子：

　　山［san53］大山/［san］小山包

　　河［h23］大河/［hn］小河、小溪

　　路［lu11］大路/［lun］小路

　　缸［k53］大缸/［k］小缸

　　鵝［53］大鵝/［ｎ］小鵝

　　魚［y23］大魚/［yn］小魚

　　狗［ku35］大狗/［ku］小狗

　　球［k‘u23］籃球、排球、足球/［k‘u］小皮球、乒乓球

　　題［t‘i23］大題/［t‘i］小題

　　牛牯［u11ku23］大公牛/［u11kun］小公牛

　　老鼠［lou23sy35］大老鼠/［lou23syn］小老鼠

　　石頭［sek22t‘u23］大石頭/［sek22t‘u］小石子

　　衫褲［sam53fu33］大人穿的衣服/［sam53fun］小孩穿的衣服

　　鶏公頭［ki53ko53t‘u23］大公鶏/［ki53ko53t‘u］小公鶏

　　一詞多義的名詞，通過變音可以區分義項：表示大的事物用本調，表示小的事物用變音。例如：

　　炮［p‘au33］大炮/［p‘au］爆竹

　　糖［t‘23］食糖/［t‘］糖果

　　仔［tsi35］兒子/［tsi］小夥子

　　手巾［su35kn53］毛巾或浴巾/［su35kn］手絹

　　亞公［a33ko53］爺爺/［a33ko］圖畫中的人像

　　亞姨［a33ji33］小孩對長輩女子的尊稱/［a33jin］小姨

　　新人［n53n23］具有新思想新作風的人/［n53n］

　　新娘子

　　稱呼人的名詞，通過變音可區分年紀的大小：稱呼長輩一般用本調，稱呼晚輩一般用變音。例如：

　　亞叔［a33sok55］叔父/［a33so］小叔

　　亞姑［a33ku53］姑媽/［a33kun］小姑

　　亞羅［a33l11］老羅/［a33ln］小羅

　　稱呼長輩或同輩的名詞，一般不變音，例如“奶”［pu53nai23］（姨媽）、“大伯”［tai11pak33］、“五婆”［23p‘23］、“老師”［lou23ei53］、“科長”［f53ts35］、“會計”［wui11ki33］等，如果變音，則表示“小稱”，含有輕視的意味，例如：

　　做科長［k‘y23tsu33f53ts35］他當科長

　　［k‘y23tsu33f53ts］他只當了個科長

　　個只會計［k33tsek55wui11ki33］這個會計

　　［k33tsek55wui11ki］這個小會計

　　2.動詞的變音

　　動詞變音表示“短時體”，與普通話動詞重叠式的作用相似。例如：

　　睇書［t‘i35sy53］看書/［t‘isy53］看看書

　　前一種念法沒有時間限制，後一種念法表時動作短暫。下面再舉些例子：

　　食飯［sek22fan11］吃飯/［sefan11］吃點飯

　　手［ok55su35］動手/［osu35］動一動手

　　傾大勝［k‘e53tai11se33］聊天/［k‘etai11se33］聊聊天

　　畀心機［pei35m53kei53］下功夫/［peiem53kei53］下點功夫

　　有把炮［ju23pa35p‘au33］有把握/［jupa35p‘au33］有點兒把握

　　來已坐［li23kei35ts‘23］來這兒坐/［li23kei35ts‘n］來這兒坐坐

　　3.形容詞的變音

　　單音節形容詞有原級、輕級和重級。輕級表示程度輕，重級表示程度重。本調表示原級，變音表示輕級。例如：

　　食飽飯［sek22pau35fn11］吃飽飯/［sek22paufan11］吃飽點飯

　　“飽”變音［pau］表示“飽點”或“飽些”的意義，在程度上受到了限制。再如：

　　讀多書［tok22t53sy53］多讀書/［tok22tnsy53］多讀一點書

　　做好工［tsu33hou35ko53］把工作幹好/［tsu33houko53］把工作幹得好些

　　岳高頭［k22kou53t‘u23］把頭抬高/［k22kout‘u23］把頭抬高一些

　　快去歸［fai32hy33kui53］趕快回去/［faihy33kui53］快些回去

　　好惡［k‘y23hou35ｋ33］他很能幹/［k‘y23hou35］他有些能幹

　　單音節形容詞變音常常與“咁［km33］（這麽）”組合，例如“咁多［km33tn］”。在這裏，“多”的程度很淺，實際上已經失去了“數量大”的原義。如通常說“咁多菜［ｋｍ33ｔｎｔｓ‘i33］（只有這麽多菜）”，實際的意思幷不是表示菜多而是表示菜不多。下面再舉些例子：

　　咁大［ｋｍ33tai11］這麽大/［ｋｍ33tai］只有這麽大

　　咁長［km33ts‘23］這麽長/［km33ts‘］只有這麽長

　　咁闊［ｋｍ33fut33］這麽高/［ｋm33fun］只有這麽寬

　　咁高［km33kou53］這麽高/［km33kou］只有這麽高

　　咁遠［km33jyn23］這麽遠/［km33jyn］才這麽遠

　　咁熱［km33it22］這麽熱/［km33in］才這麽熱

　　咁冷［kn33la23］這麽冷/［km33la］才這麽冷

　　咁快［km33fai33］這麽快/［km33fai］只有這麽快

　　咁肥［km33fei23］這麽胖或這麽肥/［km33fei］只有這麽胖或只有這麽肥

　　與“多”“大”“長”“闊”“高”等相對立的“少”“細”“短”“狹”“矮”，變音不表示輕級。在口語中這些詞一般念變音，不念本調。

　　4.數量詞的變音

　　數詞和量詞的變音可區分數量和份量：表示數量多、份量重的用本調，表示數量小、份量輕的用變音。但數詞和量詞不能同時變音，如果數詞變音，後面的量詞一般省略；如果量詞變音，數詞用本調。單音節數詞一般不變音。下面舉些量詞的例子：

　　兩寸長［l23ts‘yn33ts‘23］/［l23ts‘ynts‘23］才兩寸長

　　三斤重［am53kn35ts‘o23］/［am53knts‘o23］才三斤重

　　五條魚［23t‘iu23y23］/［23t‘iuy23］才五條魚

　　十張凳［sp22ts53t23］十條板凳/［sp22tst23］才十條板凳

　　一碗飯［jt55wun35fan11］一大碗飯/［jt5wunfan11］一小碗飯

　　三石頭［am53ku11sek22t‘u23］三塊大石頭/［am53kusek22t‘u23］三塊小石頭

　　百零隻人［pak33le11tsek55n23］一百來個人/［pak33le11tsen23］才一百來個人

　　廿幾歲［p22kei35ui33］二十多歲/［p22kei35ui］才二十多歲

　　九個字［ku35k33tsi11］三刻鐘（“字”系計時單位，每個字等于五分鐘）/［ku35kntsi11］只有三刻鐘

　　數詞變音的作用與量詞變音大致相同。例如：

　　兩十錢［l23sp22ts‘in23］二十塊錢/［l23snts‘in23］只有二十塊錢

　　百零人［pak33le11n23］一百來個人/［pak33len23］才一百來個人

　　“兩十錢”數詞變音跟“兩十文錢”量詞變音的意義相同，“百零人”數詞變音跟“百零隻人”量詞變音的意義相同。又如：

　　廿幾學生［p23kei35hk22s53］二十多個學生/［p22keihk22s53］只有二十多個學生

　　三分之一［am53fn11tsi53jt55］/［am53fn11tsi53jn］才三分之一

　　增加四成［ts53ka53ei53ts‘e11］/［ts53ka53ei33ts‘e］只增加四成

　　正一半［am53tse53jt55pun33］剛好一半/［am35tse33jt55pun］才剛剛一半

　　序數詞變音則表示次序高低：次序高用本調，次序低用變音，因此“第一”一般不變音。例如：

　　佢得第三［k‘y23tk55ti11am53］他得了第三名/［k‘y23tk55ti11am］他只得了個第三名

　　5.代詞的變音

　　代詞中的反身代詞、指示代詞和疑問代詞均有變音現象，通過變音區分數量的大小，分量的輕重，時間的長短，範圍的寬窄等。本調表示數量大，分量重，時間長，範圍寬；變音表示數量小，分量輕，時間短，範圍窄。例如：

　　自己手［tsi11kei35ok55su35］自己動手/［tsi11keiok55su35］自個兒動手

　　個錢［k33tit55ts‘in23］這些錢/［k33tints‘in23］這點錢

　　個陣冇得閑［k33tsn11mau23tk55han23］這陣子沒空/［k33tsnmau23tk55han23］這時沒空

　　放己最妥［f33kei35tsui33t‘35］放在這兒最合適/［f33keitsui33t‘35］只有放在這兒最合適

　　寫未得［km3535mei11tk55］這樣寫還不行/［km35mei11tk55］光這樣寫還不行

　　疑問代詞和一些指示代詞變音表示語氣委婉。例如：

　　庶系我個口羅［sy11tit55hi1123k33l55］哪些是我的呢？/［sy33tinｈi1123k33ｌ55］到底哪些是我的呢？

　　放庶□正得喏［f33sy53ny35tse33tk55n11］放哪里才行呢？/［f33sy53nytse33tk55n11］究竟放哪兒才行呢？

　　點正合心水羅［tim35tse35hap22m53sui35l55］怎樣才合心意呢？/［timtse33hap22m53sui35l55］到底怎樣才合心意呢？

　　個位系陳老師［k33wi11hi11ts‘n11lou23ei53］這位是陳老師（一般叙述）/［k33wihi11ts‘n11lou23ei53］（義同上，語氣委婉）

　　此外，個別代詞變音起區分詞義的作用。例如：

　　幾多人聽課［kei35t53n23t‘e33f33］聽課的人真多/［kei35tnn23t‘e33f33］有多少人聽課

　　上例的前一種說法中，“幾多”讀本調，屬不定代詞；後一種說法中，“幾多”變音，屬疑問代詞。

　　6.副詞的變音

　　副詞中的時間副詞和程度副詞都有變音現象，範圍副詞、然否副詞、語氣副詞僅有個別可以變音，關聯副詞不變音。

　　時間副詞的變音，一般表示時間短暫或與現在的距離短。例如：

　　有時讀書［ju23si23tok22sy53］有時讀書/［ju23sintok2sy53］偶爾讀書

　　先有人來［am53in53jn23n23li23］剛才有人來過/［am53inju23n23li23］剛剛有人來過

　　早□好有［tsou35ny35k‘y23hou35ju23］過去他很富有/［tsouny35k‘y23hou35ju23］不久前他很富有

　　程度副詞變音，表示程度淺。例如：

　　天微微光［t‘in53mei23mei23ku53］天微明/［t‘in53mei11meiku53］天稍微有點兒亮

　　上下齊［s11ha23ts‘i23］差不多完/［s11hants‘i23］只差一點兒就完

　　上面例子中的“微微”“上下”本調就表示程度淺，變音表示程度更淺。表示程度深的副詞如“好（很）”“至（最）”等均不變音。

　　範圍副詞“一齊”變音表示範圍小。例如：

　　全校一齊去［ts‘yn11hau11jt55ts‘i23hy33］全校一起去

　　在這種句子裏，“一齊”習慣上用本調，因爲“全校”的人數多。

　　我撈你一齊去［23lou53nei23jt55ts‘ihy33］我和你一塊兒去

　　在這種句子裏，“一齊”習慣變音，因爲“我”和“你”只有兩個人。

　　然否副詞“大概”變音，表示否定語氣增强。例如：

　　大概來齊［tai11k‘i33li23ts‘i23］大約到齊了/［tai11k‘ｉｌi23ts‘i23］也許到齊了

　　語氣副詞“好采”變音，成爲然否副詞。例如：

　　好采冇來［hou35ts‘i35k‘y25mau23li23］幸虧他沒來/［hou35ts‘ik‘y23mau23li23］也許他沒來

　　兩種讀法所表示的意義截然不同。

　　除了上述作用外，信宜話還有少數詞語可以通過變音區分詞性。例如：

　　等［t35］（動詞）/［t］過一會兒（副詞）

　　聽［t‘e33］等（動詞）/［t‘e］過一會兒（副詞）

　　個會［k33wui11］這會兒（代詞）/［k33wui］以後（副詞）

　　那會［a11wui11］那會兒（代詞）/［a11wui］以前（副詞）

　　 二、重叠變音

　　單音節動詞和形容詞均有重叠式。重叠和變音結合在一起，引起語法意義變化。

　　1.動詞的重叠

　　單音節動詞重叠，第二個音節必然變音，這種重叠變音形式表示動作輕，時間短，跟單音節動詞變音的意義差不多。例如：

　　睇［t‘i35］看/睇睇［t‘i35t‘i］看一看

　　恁［nm35］想/恁恁［nm35nm］想一想

　　講［k35］說/講講［k35k］說一說

　　行［h25］走/行行［h23h］走一走

　　徛［k‘ei23］站/徛徛［k‘ei23k‘ei］站一下

　　坐［ts‘23］坐/坐坐［ts‘23ts‘n］坐一下

　　笑［iu33］笑/笑笑［iu33iu］笑一笑

　　似［ts‘i23］象/似似［ts‘i23ts‘in］有點兒象

　　2.形容詞的重叠

　　單音節形容詞重叠有兩種形式：一種是第二個音節變音，表示程度輕，屬“輕級”；另一種是第一個音節調值特高而上揚，但韵母不改變，與一般變音有點差別，這種形式表示程度重，屬“重級”。例如：

　　天光光［t‘in53ku53ku］天微明/［t‘in53kuｋｕ53］天大亮

　　“光光”前後兩種念法在程度上是對立的，前者是輕級，相當于單音節形容詞“光”加上程度副詞“略微”“有點兒”“不太”；後者是重級，相當于單音節形容詞加上程度副詞“很”“非常”“十分”。下面再就兩種重叠式舉些例子：

　　好好［hou35hou］不太好/［houhou35］很好

　　壞壞［wai11wai］不太壞/［waiwai11］很壞

　　高高［kou53kou］不太高/［koukou53］很高

　　大大［tai11tai］不太大/［taitai11］很大

　　白白［pak22pa］不太白/［pakpak22］很白

　　黑黑［hk55h］不太黑/［hkhk55］很黑

　　爽爽［s35s］有點高興/［sｓ55］十分高興

　　嚦嚦［lｋ55l］不太能幹/［lｋlｋ55］十分能幹

　　笨笨［pn11pn］有點笨/［pnpn11］很笨

　　同單音節形容詞變音的情况一樣，表示量小的單音節形容詞，如“細”“矮”“短”等，重叠變音不表示輕級，一般也沒有表示重級的重叠變音形式。

　　信宜話單音節形容詞還有一種“三叠式”的變化，即把表示重級的重叠式的第二個音節再重叠一次，其意義與表示重級的重叠式大致相同，只是語氣上有所加强。例如：

　　好好好［houhou35hou35］好得很

　　壞壞壞［waiwai11wai11］壞得很

　　高高高［koukou53kou53］高得很

　　白白白［pakpak22pak22］白得很

　　爽爽爽［ss35s35］高興得很

　　嚦嚦嚦［lklk55lk55］能幹得很

　　三、綴加

　　綴加式合成詞的詞綴有兩種：一種具有一定詞彙意義，例如“鶏公”“鴨公”“猪公”“馬騮公”的“公”，“睇頭”“恁頭”“講頭”的“頭”等，這一種本節不作詳述。另一種詞綴沒有詞彙意義，只具有語法意義，它們是粘附于詞根的，離開了詞根，它們就失去了意義，就無法獨立存在。這種詞綴是根據語音上的習慣約定俗成的，大部分找不到合適的漢字來記錄，有的甚至在音節表中找不到合適的音節。例如“惦□□［tim11p‘ut55lut55］（ 非常直）”、“光□□［ku53ts‘t55lt55］（非常光）”這兩個綴加式形容詞中的［p‘ut55］［lut55］［ts‘t55］［lt55］，都無字可記，［lut55］［lt55］這兩個音節不能獨立存在。信宜粵語的形容詞和量詞都有這種綴加形式，分述如下：

　　1.形容詞的綴加

　　單音節形容詞要表示重級，最普遍的手段是綴加。例如“惦［tim11］（直）”，要表示程度重，便說成“惦□”［tim11p‘ut55］、“惦□□”［tim11p‘ut55p‘ut55］或“惦□□”［tim11p‘ut55lut55］。後綴“□［p‘ut55］”“□□［p‘ut55p‘ut55］” “□□［p‘ut55lut55］”均無獨立意義，只是利用語音上的習慣以達到加重程度的效果，同時起到加强明確性、色彩性、生動性的作用。通常有單綴式、重叠雙綴式和叠韵雙綴式三種。

　　1）單綴式。即單音節形容詞後面加上個單音節後綴，例如：

　　高□［kou53k‘11］很高

　　矮□［ai35tt55］很矮

　　厚□［hu23tp11］很厚

　　薄□［pk22p‘t55］很薄

　　長□［ts‘11kut22］很長

　　短□［tyn35ts‘t55］很短

　　圓□［jyn11pok55］很圓

　　扁□［pn35hp22］很扁

　　肥□［fei11tm11］很胖

　　瘦□［su33k‘p33］很瘦

　　硬□［11k‘t22］很硬

　　□［nm11ku11］很軟

　　白□［pak22mok55］很白

　　黑□［hk55lyt55］很黑

　　爽□［s35tyt55］很高興

　　有些單音節形容詞可以帶幾個後綴。例如：黑□［hk55lyt55］/［hk55lui53］/［hk55ma53］/［hk55m53］/［hk55ou11］

　　以上五種念法均表示“很黑”的意思，不過“黑□［hk55lyt55］”含褒義，其餘四種均含貶義。又如：

　　肥□［fei11tm11］很胖/［fei11nok55］很胖/［fei11lui53］很肥/［fei11lm11］很油膩

　　由于信宜話的“肥”是多義詞，既可以表示“胖”，也可以表示“肥”，還可以表示“油膩”，當它表示不同的義項時，就帶不同的後綴。另外，“肥□［tm11］”與“肥□［nok55］”意義相同，但前者含貶義，後者含褒義。

　　2）重叠雙綴式。單綴式的後綴重叠，便成重叠雙輟式，其意義與單綴式一樣。例如：

　　高□□［kou53k‘11k‘11］很高

　　矮□□［ai35tt55tt55］很矮

　　長□□［ts‘11kut22kut22］很長

　　短□□［tyn35ts‘t55ts‘t55］很短

　　圓□□［jyn11pok55pok55］很圓

　　扁□□［pn35hp22hp22］很扁

　　肥□□［fei11tm11tm11］很胖

　　瘦□□［su11k‘p33k‘p33］很瘦

　　硬□□［11k‘t22k‘t22］很硬

　　□□［nm11ku11ku11］很軟

　　白□□［pak22mok55mok55］很白

　　黑□□［hk55lyt55lyt55］很黑

　　爽□□［s35tyt55tyt55］很高興

　　3）叠韵雙綴式。形式是：單音節詞根帶雙音節後綴，後綴的第一個音節一般是單綴式的後綴，第二個音節由聲母［l］跟後綴第一個音節的韵母相拼而成。它所表示的程度比單綴式和重叠雙綴式更重些，且一般含貶義。舉例如下：

　　高□□［kou53k‘11l11］太高

　　矮□□［ai35tt55lt22］太矮

　　長□□［ts‘11kut22lt22］太長

　　短□□［tyn35ts‘t55lt55］太短

　　圓□□［jyn11pok55lok55］太圓

　　扁□□［pn35hp22lp22］太扁

　　肥□□［fei11tm11lm11］太胖

　　瘦□□［su33k‘p33lp33］太瘦

　　硬□□［11k‘t11lt22］太硬

　　□□［nm11ku11l11］太軟

　　同單綴式及重叠雙綴式一樣，叠韵雙綴式也有一根多綴的情况。例如：

　　肥□□［fei11tm11lm11］太胖/［fei11tt55lt55］太胖/［fei11tsyt55lyt55］太胖

　　□□［nm11ku11l11］太軟/［nm11p‘a11la11］太鬆散

　　此外，還有一種雙聲雙綴式的，但不普遍。常見的例子有：

　　圓□□［jyn11tm53t53］太圓

　　黑□□［hk55mi53m53］太黑

　　它們所表示的意義與叠韵雙綴式相同。

　　2.量詞的綴加

　　單音節量詞綴加的形式只有一種：單音節量詞作詞根，帶單音節後綴。後綴的聲母一律是［l］，韵母與聲調跟詞根相同，因此，詞根與後綴是叠韵的。這種形式表示數量很多、份量很大，跟單音節量詞變音、本調共同構成輕級、原級和重級。例如：

　　一堆石頭［jt55tuisek22t‘u23］一小堆石頭

　　一堆石頭［jt55tui53sek22t‘u23］一堆石頭

　　一堆□石頭［jt55tui53lui53sek22t‘u23］一大堆石頭

　　不過，這種綴加式量詞只能跟數詞“一”結合，所修飾的只能是集合名詞或不可數名詞。幷且一般帶有“嫌多”的意味，同單音節量詞變音帶有“嫌少”的意味恰好相對應。下面再舉些例子：

　　一幫□細儂［jt55p53l53i33no］一大幫小孩

　　一竇□黃蜂［jt55tu33lu33w11fo55］一大窩黃蜂

　　一把□青菜［jt55pa35la35ts‘e53ts‘ｉ33］一大把青菜

　　一□猪肉［jt55ku11lu11tsy53ok22］一大塊猪肉

　　一僕□頭毛［jt55pok22lok22t‘u11mou53］一大把頭髮

　　一□□泥［jt55pt22lt22ni11pa11］一大團爛泥

　　一沓□銀紙［jt55tp22lp22n11tsi35］一大叠鈔票

　　一篇□廢話［jt55p‘n53ln53fei33wa11］一大篇廢話

　　一串□問題［jt55ts‘yn33lyn33mn11t‘i11］一大串問題

　　一擔□人工［jt55tam33lam33n11ko53］一大番功夫

　　一趟□人客［jt55t‘33l33n11hak33］一大班客人

　　集合量詞一般都有這種綴加形式。一部分個體量詞及個別度量詞、動量詞也可以綴加，但綴加後都變成集合量詞。

　　1987年3月

　　
信宜粵語的文白异讀

　　在方言中，經常出現這種現象：同一個字，在讀書時和日常會話時語音有所不同。這種現象稱爲“文白异讀”。在信宜的粵語次方言，文白异讀不僅較爲普遍，而且具有較强的對應規律。本文就此進行探討。

　　一、聲調的文白异讀

　　信宜話一部分字，聲調有文讀和白讀的區別，其對應規律是：白讀爲陰調，文讀爲相應的陽調。具體有三種情况：

　　1.白讀爲陰平調（53），文讀爲陽平調（通常念爲11）。下面舉些例子（每條前一種讀音爲白讀，後一種爲文讀，下同）：

　　妹　mui53/mui11　　　　　　　靈　le53/le11

　　毛　mou53/mou11　　　　籠　lo53/lo11

　　瞄　miu53/miu11　　　　兒　i53/i11

　　芒　m53/m11　　　　人　n53/n11

　　濛　mo53/mo11　　　　成　se53/se11

　　條　t‘iu53/t‘iu11　　　　芽　a53/a11

　　娘　n53/n11　　　　研　ｎ53/n11

　　流　lu53/lu11　　　　爺　j53/j11

　　籃　lam53/lam11　　　　蠅　je53/je11

　　欄　lan53/lan11　　　　橫　w53/w11

　　2.白讀爲陰上調（35），文讀爲陽上調（23）或陽平調（23或11，這裏均記爲23）。例如：

　　舞　mu35/mu23　　　　攬　lam35/lam23

　　妥　t‘35/t‘23　　　　攔　lan35/lan23

　　挺　t‘e35/t‘e23　　　　輪　ln35/ln23

　　裏　ly35/ly23　　　　蕊　ui/ui23

　　壘　lui35/lui23　　　　繞　iu35/iu23

　　3.白讀爲陰去調（33），文讀爲陽去調（11）或陽平調（23或11，這裏均記爲11）。例如：

　　磨　m33/m11　　　　隆　lo33/lo11

　　賴　lai33/lai11　　　　潜　ts‘im33/ts‘im11

　　連　lin33/lin11　　　　捱　ai33/ai11

　　聲調的文白异讀主要集中在古次濁聲母字上。上述例子中，只有“條、挺、潜”屬全濁聲母，更加例外的是“妥”，屬清聲母。

　　二、韵母的文白异讀

　　（一）信宜話古假、效、鹹、山攝的部分字，韵母有文白异讀現象，其對應規律是：白讀爲以爲主要元音的韵母，文讀分別爲以a和i爲主要元音的韵母。其中二等韵（包括開口和合口）的文讀以a爲主要元音（但有個別開口一等和合口三等字）；開口三、四等韵的文讀以i爲主要元音。具體分述如下：

　　1.假合二　白讀韵母爲，文讀韵母爲a：

　　剮　ku35/kua35

　　2.效開二　白讀韵母爲ｕ，文讀韵母爲au:

　　泡　p‘ｕ53/p‘au53　　　　跤　ku53/kau53

　　泡　p‘ｕ33/p‘au33　　　　絞　ku35/kau35

　　刨　p‘ｕ23/p‘au23　　　　拗　u35/au35

　　3.山開一、開二、合二、合三　白讀韵母爲ｎ、t,文讀韵母爲an、at：

　　翻　fn53/fan53　　　　刮　kut33/kuat33

　　反　fn35/fan35　　　　挖　wt33/wat33

　　彈　tn11/tan11

　　4.咸開二　白讀韵母爲p，文讀韵母爲ap：

　　插　ts‘p33/ts‘ap33　　　　峽　ｈｐ22/hap22

　　夾　kp22/kap22

　　5.效開三、開四　白讀韵母爲ｕ，文讀韵母爲iu:

　　瓢　p‘u23/p‘iu23　　　　撩　lu53/liu53

　　調　tu11/tiu11　　　　聊　lu11/liu11

　　挑　t‘u53/t‘iu53　　　　竅　k‘u33/k‘iu33

　　6.鹹開三、開四　白讀韵母爲m、p，文讀韵母爲im、ip：

　　點　tm35/tim35　　　　貼　t‘p33/t‘ip33

　　舔　t‘ｍ23/t‘im23　　　　聶　ｎｐ33/nip33

　　鉗　k‘m23/k‘im23　　　　協　hp22/hip22

　　7.山開三、開四　白讀韵母爲ｎ、t，文讀韵母爲in、ip：

　　扁　pn35/pin35　　　　研　n23/in23

　　辨　pn11/pin11　　　　掀　hn53/hin53

　　編　p‘n53/p‘in53　　　　顯　hn35/hin35

　　偏　p‘n53/p‘in53　　　　鱉　pｔ33/pit33

　　片　p‘n33/p‘in33　　　　撇　p‘t33/p‘it33

　　淺　ts‘n35/ts‘in35　　　　揭　k‘t33/k‘it33

　　（二）信宜話古遇攝的部分字，也有文白异讀現象，其對應規律是：白讀爲單韵母u或y，文讀爲複韵母ou或y。分述如下：

　　1.遇合一　白讀爲單韵母u，文讀爲複韵母ou：

　　補　pu35/pou35　　　　慕　mu11/mou11

　　布　pu33/pou33　　　　度　tu11/tou11

　　部　pu11/pou11　　　　土　t‘u35/t‘ou35

　　普　p‘u35/p‘ou35　　　　路　lu11/lou11

　　2.遇合三　白讀爲單韵母y，文讀爲複韵母y:

　　聚　tsy11/tsy11　　　　取　ts‘y35/ts‘y35

　　叙　tsy11/tsy11　　　　趣　ts‘y33/ts‘y33

　　蛆　ts‘y53/ts‘y53

　　三、聲母的文白异讀

　　（一）信宜話的一些古非敷奉母字，白讀聲母爲雙唇音p、p‘，文讀聲母爲齒唇音f。例如：

　　拂　pt22/ft22　　　　扶　p‘u23/fu23

　　伏　pok22/fok22　　　　風　p‘o53/fo53

　　敷　p‘u53/fu53　　　　覆　p‘ok55/fok55

　　個別匣母字也有這種情况：

　　鬍　p‘u11/fu11

　　（二）信宜話的一些古疑、日母字，白讀聲母爲舌面鼻音，文讀聲母爲半元音j。例如：

　　愚　y11/jy11　　　　阮　yn23/jyn23

　　寓　y23/jy23　　　　入　p22/jp22

　　仁　n11/jn11　　　　褥　ok22/jok22

　　元　yn23/jyn23

　　個別影母字也有這種情况：

　　秧　53/j53

　　（三）信宜話的一些古影母字，白讀聲母爲喉塞音，文讀聲母爲半元音j。例如：

　　影　e35/je35　　　　應　e33/je33

　　醫　ei53/ji53　　　　椅　ei35/ji35

　　衣　ei53/ji53　　　　意　ei33/ji33

　　“醫”以下的幾個字，白讀與文讀在韵母上也有區別，原因是在信宜話中，與i，j與ei沒有配合關係。

　　（四）信宜話的一些古心母字，白讀聲母爲舌尖邊擦音，文讀聲母爲舌尖前擦音s；同時，由于聲韵母配合關係上的原因，白讀韵母爲ei，文讀韵母爲i。這類字只限于陰平調。例如：

　　斯　ei53/si53　　　　司　ei53/si53

　　撕　ei53/si53　　　　絲　ei53/si53

　　私　ei53/si53　　　　思　ei53/si53

　　二等生母字也有這種情况：

　　師　ei53/si53　　　　獅　ei53/si53

　　（五）信宜話個別古知母字，白讀聲母爲舌尖塞音t，文讀聲母爲舌尖前塞擦音ts；同時，由于聲韵母配合關係上的原因，白讀韵母爲ei，文讀韵母爲i：

　　知　tei35/tsi53

　　四、使用特點

　　（一）從使用上看，文讀多用于書面語、外來語、術語和帶有莊重色彩的用語，白讀則多用于口語、土語、地方熟語和帶有輕視意味的用語。例如：

　　毛：在“毛巾、毛孔、毛里求斯、毛骨悚然”等詞語中一般念爲文讀mou11,單說或在“頭毛、鶏毛、發毛（發黴）、密毛佬（吝嗇鬼）”等詞語中一般念爲白讀mou53;用作姓氏時，在“毛澤東”中念爲文讀，在本地人姓名中念爲白讀。

　　娘：在“爹娘、新娘、姑娘、老大娘”等詞語中均念爲文讀n11,僅在含輕視意味的“二娘奶（三親六戚，專用于女性）”一類詞語中念爲白讀n53。

　　跤：在書面語“跌跤、摔跤”中念爲文讀kau53,在方言詞語“踏跤（跌跤）、打跤（打架、摔跤）”中念爲白讀ku53。

　　片：僅在少數書面語如“片刻、片斷”中通常念爲文讀p‘in33,多數場合，如在“一片、肉片、玻璃片、明信片、片紙隻字”等詞語中均念爲白讀p‘n33。

　　影：在“影子、影片、影射、影響、合影”等詞語中均念爲文讀je35，僅在單用表示“遮住”的意義時念爲白讀e35,如“你影住我nei23e35tsy1123”。

　　可見，文白异讀在使用上很不平衡，有的字以文讀爲主，如“娘、影”；有的字則以白讀爲主，如“片”。

　　（二）文白异讀與說話人的年齡、文化、生活環境也有關係。一般地說，青年人多用文讀，老年人多用白讀；文化高的多用文讀，文化低或無文化的多用白讀；城鎮及其周圍鄉村多用文讀，邊遠山區多用白讀。因此，隨著時間的推移，文化的提高，商品經濟的發展，文白异讀的情况也在不斷變化，有些字的白讀漸趨消失，例如“知”，在五十年代 信宜人的口語中，單說普遍念爲白讀tei53;現在，僅在遠離城鎮的鄉村一些老年人口語中保存這種念法。同時，新出現了一批有文白异讀的字，例如“醫、椅、意、絲、思、師”等。所以，對于這種文白异讀現象，既要作共時的探討，又要作歷時的考察，將二者結合起來。

　　五、餘論

　　從音系上看，文讀比較接近廣州話，白讀與廣州話距離較大。如聲母方面，廣州話沒有、、，信宜話白讀爲這三個聲母的，文讀分別念爲ts、ts‘、s、j，與廣州話基本一致；韵母方面，廣州話缺乏以爲主要元音的一系列韵母，只有一個韵母，字也比信宜話少，信宜話白讀爲、ｕ、ｍ、ｎ、ｐ、ｔ韵母的，文讀則念爲以a或i爲主要元音的韵母，跟廣州話比較接近。此外，上述古遇攝的字，信宜話中白讀爲單韵母、文讀爲複韵母的，廣州話都念爲複韵母；聲調文白异讀的字，信宜話中白讀爲陰調、文讀爲陽調的，廣州話都念爲陽調。由此可見，信宜話的文白异讀現象跟廣州話的影響有著明顯的關係。

　　現在的粵方言區，古代曾是“百越”聚居之地。秦以後，中原漢人陸續遷入嶺南，多半落脚于西江流域，幷繼續向東、南、西滲透。長時期來，由于西江中下游及珠江三角洲一帶人們交往較多，逐漸形成一種以廣州音爲標準的在粵語區中使用人數最多的次方言——廣州話；信宜地處山區，交通閉塞，但距離西江不太遠，境內最大的河流黃華江以及南江均屬西江水系，因而信宜話與廣州話的差异比遠離西江的四邑、陽江話與廣州話的差异小得多。雖然用白讀音與廣州人通話存在一定障礙，但文讀音却很接近廣州話。筆者作了個統計，在《方言調查字表》的3，700字中，如果按文讀音，信宜話與廣州話聲韵調完全相同的達3，292字，占86%，而四邑、陽江話與廣州話聲韵調完全相同的不到5%。因此，信宜與廣州基本可以通話，四邑或陽江與廣州就基本不能通話。幷且因爲差异較大，四邑、陽江話無法形成一套與廣州話相近的“文讀音”。所以，我們認爲，一些著作將信宜和陽江的方言劃入“高陽片”是不恰當的。

　　（與葉國泉合作）

　　1990年6月

　　
廣東雙方言區的分布及其成因

　　1990年下半年，筆者在各市、縣地方志辦公室的協助下，對廣東漢語方言的分布情况進行了一次全面的調查。材料表明，廣東各種方言在分布上是互相摻雜、互相交錯的，存在許多不同層次，不同類型的雙方言區。本文對這些雙方言區的分布及使用人口作一概括說明，幷對其成因作一初步的探討。

　　一、廣東雙方言區的分布

　　廣東有三類雙方言區：第一類是北方方言和本地方言同時通行的雙方言區，這種雙方言區在全省各城鎮普遍存在；第二類是本地兩種方言同時通行的雙方言區，包括客粵雙方言區、閩粵雙方言區和客閩雙方言區；第三類是在一種大方言區內，兩種次方言同時通行的雙方言區，例如陽江市區，屬粵語區，既通行陽江話，又通行廣州話，內部交際使用陽江話，對外交際使用廣州話。本節只描寫第二類，分述如下：

　　(一)客粵雙方言區

　　客粵雙方言區是全省分布最廣，使用人數最多的一種雙方言區。其母語爲客家話，內部生活交際使用母語，對外交際包括機關公務、廣播宣傳、生意往來以及教學等多使用粵語。分布于30多個市縣，人口約200萬。包括以下三類地區：

　　 1.客家話區與粵語區接壤的地帶．具體有：

　　深圳市；沙頭角一帶，約5萬人。

　　寶安縣：東部的南澳、大鵬、癸涌，坪山、坑梓、坪地、龍崗、橫崗、平湖、龍華等鎮，約7萬人。

　　東莞市；東部的鳳崗、清溪、樟木頭、大嶺山、黃江、塘厦、謝崗等鎮，以及莞城、厚街、虎門三個鎮的部分村莊，約8萬人。

　　增城縣：荔城、寧西、中新等鎮，約14萬人。

　　三水縣：六和、大塘、蘆苞三個鎮，約8萬人。

　　羅定縣：加益、扶合、泗淪、都門、分界、羅鏡、新榕、連州、太平等鄉鎮，約10萬人。

　　信宜縣：大成、白石、懷鄉、洪冠、茶山、旺沙、貴子、思賀等鄉鎮，約20萬人。

　　高州縣：根子、雲潭、新洞、泗水、謝鶏、馬貴等鄉鎮，約 24萬人。

　　電白縣：霞洞、大衙等鄉鎮的部分地區，約2萬人。

　　陽春縣：圭崗、永寧、雙窖、三甲、八甲等鄉鎮的部分地區，約7萬人。

　　陽西縣：塘口、新圩、程村、上洋等鄉鎮的部分地區，約3萬人。

　　化州縣：文樓、平定、合江、寧洞、官橋、新安等鄉鎮，約 20萬人。

　　2.客家話與粵語交錯分布地帶。

　　廣東的一些市縣，客家話與粵語互相滲雜，交錯分布。以清遠市爲例，除清城和清郊的太和、白灣、回瀾、山塘4個鄉鎮系粵語區外，其餘24個鄉鎮都既有粵語區，又有客家話區，具體情况如下表所示：

　　據全市統計，粵語使用人數爲258262人，客家話使用人數爲 164619人，可見粵語不僅在地理上占有優勢，在人數上亦占有優勢。居住在這些地區的客家人，出于交際需要，只得逐漸學會幷使用粵語，因而都成爲客粵雙方言區。除清遠市外，屬于這類情况的還有從化、佛岡、龍門、陽山、連縣、廣寧等縣。

　　從化縣：除縣城街口鎮一帶爲粵語區外，其餘各鄉鎮均有一些村落爲雙方言區，約5萬人。

　　佛岡縣：除縣城石角鎮一帶爲粵語區外，其餘各鄉鎮均有一些村落爲雙方言區，約5萬人。

　　龍門縣：麻榨，永漢，沙徑、龍華、王坪，龍城、藍田、地派、左潭、鐵崗、天堂山、龍江、平陵、路溪等鄉鎮的部分村落，約10萬人。

　　陽山縣：黎埠、大良、新圩、杜步、七拱、東山、太平、白蓮、揚梅、小江、黃岔、秤架等鄉鎮的部分村落，約11萬人。

　　連縣：九陂、龍潭、高山、西江、連州、附城、龍坪、朝天、保安、清水、東陂、瑤安等鄉鎮的部分村落，約9萬人。

　　廣寧縣：排沙、石洞、潭播、江屯、聯和、北市、赤坑、螺崗、上村、東鄉、賓亨、五和、橫山、木格、石咀、古水、洲仔等鄉鎮的部分村落，約8萬人。

　　3.粵語區中的客家方言島。由于它們長期處于粵語區的包圍之中，遂逐步發展成客粵雙方言區。具體如下，

　　珠海市：灣仔沙、夏美的部分村莊，約2萬人。

　　斗門縣：白蕉、六鄉、斗門等鎮的部分村莊，約3千人。

　　中山市：五桂山、南朗、三鄉、神灣、坦洲、翠亨村等鎮的部分村莊，約3萬人。

　　臺山縣：赤溪鎮的部分村莊，約2千人。

　　新會縣：大澤、杜阮兩鎮的部分村莊，約2千人。

　　鶴山縣：鶴城、共和、祉山、宅梧、龍口、合成等鎮的部分村莊，約3萬人。

　　新興縣：河頭、勒竹兩鎮，約3萬人。

　　雲浮縣：托洞、鎮安、白石等鄉鎮，約6萬人。

　　 德慶縣：悅城、播植、武壟等鄉鎮的部分村莊，約2千人。

　　郁南縣：宋桂、東壩、河口、平臺等鄉鎮的部分村莊，約1萬人。

　　封開縣：平鳳、江川、漁澇、七星等鎮的部分村莊，約4千人。

　　懷集縣：閘崗、藍針兩鄉的部分村莊，約3千人。

　　(二)閩粵雙方言區

　　閩粵雙方言區的母語爲閩語(潮汕話或雷州話)，內部交際使用母語，對外交際則多使用粵語。這種雙方言區主要分布于雷州半島東北部及粵語區中的閩方言島、閩方言點。粵東汕尾市區則是近年新形成的閩粵雙方言區。共計人口近50萬。具體如下：

　　電白縣：水東、林頭、坡心、七徑、霞洞、羊角等鄉鎮，約 10萬人。

　　茂名市：袂花、鰲頭等鎮，約2萬人。

　　湛江市：郊區部分鎮，約10萬人。

　　汕尾市：城區各街道，約10萬人。

　　中山市：沙溪、大涌等鎮及張家邊、南朗、三鄉的部分村莊，約14萬人。

　　郁南縣：東壩鎮的部分村莊，約1萬人。

　　英德縣：氵含氵光鎮的一些村莊，約600人。

　　龍門縣：左潭鎮的個別村落，約50人。

　　(三)客閩雙方言區

　　客閩雙方言區的母語爲客家話，內部交際使用母語，對外交際則多使用閩語(潮汕話）。主要分布于粵東客家話區與閩語區接壤的地帶，人口約40萬人。具體包括：

　　饒平縣：新豐鎮一帶，約1萬人。

　　揭陽縣：玉湖、龍尾、新亨、桂嶺、白塔等鄉鎮，約7萬人。

　　揭西縣：縣城河婆鎮以北的鄉鎮，約30萬人。

　　普寧縣：石牌鎮，約1萬人。

　　二、廣東雙方言區的成因

　　廣東的這些雙方言區是怎樣形成的？這就必須結合這些方言形成的歷史過程來進行考察。

　　“馬壩人”頭骨的發現，證實早在10萬年以前，廣東便有人類居住。這些先民在漫長的歷史歲月中，逐步發展威若干個互不統屬的部落，其語言也互不相通，史稱“百粵”（或者“百越”)。秦朝之後，中原漢人幾次大規模南遷，將漢語帶入嶺南。其中第一次較大規模的南遷是秦始皇23年(公元前214年）平定百粵之後，“謫徙民50萬戍之”(見雍正《廣東通志》)。 50萬在當時要算個不小的數目，因爲直至東漢時統計，南海郡的人口只不過9萬多。這批“徙民”的到來，改變了百粵“一統天下”的局面，隨之中原的文化及語言，也就開始傳入廣東。不過，整個廣東尤其是番禺(今廣州)一帶，百粵的勢力還相當大，秦末時趙佗在那裏建立南越國，從承相以下的官員基本上是百粵土著，就連趙佗本人，也只得改變自己的服飾、生活習俗及語言，成爲“酋長”式的國王。可見那時廣東一些漢人居住的地方，實行的已是“雙語制”，漢人之間交際使用漢語，與粵人交際則使用百粵土著語言。這種局面一直延續了相當長的時間。

　　從東漢末年至南北朝，中原屢遭戰亂，北方漢人又一次大規模南遷，廣東漢族移民數量隨之而激增。東晋時，朝廷實行“以俚治俚”，大量敕封百粵土著，客觀上促進了漢族移民和當地土著的融合，也促進了“雙語制”的推行。在長期共存的過程中，作爲先進文化載體的漢語，逐漸取得了優勢，成爲通行于珠江三角洲、西江流域和粵東沿海的主要語言。與此同時，自“五胡亂華”起，中原一帶受北方游牧民族控制達270多年之久，其漢語面貌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廣東漢族移民的語言便同中原漢語拉開了差距，形成爲若干種方言。其中珠江三角洲及粵西一帶的漢族移民，其語言保持著較大程度的一致性，遂形成爲粵語；粵東沿海一帶的漢族移民，其語言既與閩南一帶的方言保持一定的共同之處又具有自己的某些特點，遂形成閩語的潮汕話。

　　當粵西、珠江三角洲和粵東沿海已有大量漢族移民定居之時，“馬壩人”的故鄉粵北，仍是土著部落聚居之地，處于刀耕火種的落後狀態。其主要原因是交通閉塞，大庾嶺原有一條溝通南北的小道，秦、漢軍隊南征時均有一支從此小道進入。但由于崎嶇狹窄，除軍隊和少數土著之外，多數人進出嶺南都走靈渠水路或粵東海道，漢族移民也就主要落脚于西江中下游、珠江三角洲和粵東沿海。到了唐朝開元四年(716年)，張九齡爲了改變粵北的落後狀况，召集民夫開鑿大庾嶺新路，史稱“橫浦之道”。這條道路開通之後，中原漢人入粵就不必經靈渠或粵東海道兜個大彎了。唐末到五代，中原再次戰亂，出現北方漢人第三次較大規模的南遷。這次南遷的漢人，多取道大庾嶺，落脚于粵北及粵東北。南漢時，廣東境內新置英、雄、敬、湞四州，其中英、雄、敬三州均在粵北及粵東北；據北宋太平興國至元豐這一百年間的統計資料，這三州人戶增長的幅度相當驚人，其中英州 (今英德)由4979戶增至8019戶，增長61%，雄州(今南雄)由8363戶增至20089戶，增長一倍多，成爲粵北人戶最多的一個州；粵東北的敬州(後改爲梅州)在太平興國年間還只有1577戶，到元豐年間便猛增至12890戶，增加6倍以上。這些地區人戶的增長，顯然是大批漢族移民定居所致。這些新遷入的漢族移民，習慣上稱爲“客家人”。

　　客家人遷入廣東，帶來的是當時比較標準的中原漢語，這種中原漢語與粵、閩方言已有明顯差异，其中一種方言對另一種方言很難再産生同化作用，因而形成幷存的局面。客家人入粵後，大都定居于較爲閉塞的山區，與外界交往較少，他們的漢語也就逐步形成自己獨特的發展趨向，形成一種有別于中原漢語又不同于粵語和閩語的“客家話”。

　　明朝以前，廣東粵、客、閩三大方言由于通行區域不同，還未相互滲透。但到了明末清初，南遷漢人激增，客家地區人口飽和，耕地緊缺，迫使其中一部分離開粵北和粵東北向別的地區轉移，于是出現了粵客或閩客方言互相摻雜、互相交錯的情况，這種情况在珠江三角洲北部的一些地區尤爲突出。還有一部分客家人散居于粵語區或閩語區中的山地，形成許多大小不等的客家方言島或客家方言點。這些客家方言島或客家方言點的周圍通行粵語或閩語，居住在那裏的客家人要對外交往，就非得學會粵語或閩語不可，因而也形成爲客粵或客閩雙方言區。例如普寧、惠來兩縣交界大南山區的少數村莊，村民的先祖是明成化年間至清初這段時間從長樂(今五華縣）遷來的客家人。這些村莊周圍是閩語區。到本世紀20年代，村民就基本上會說潮汕話，成爲客閩雙方言區。發展到後來，潮汕話逐漸取代客家話而成爲這裏的通行語言了。

　　到了近代，廣州成爲我國南方最大的通商口岸，珠江三角洲的商品經濟逐步發展起來。商品經濟的發展，促進了人們的交往，已經通行于珠江三角洲一帶的粵語不斷向其他方言區滲透，使一些原來的客家話區和閩語區逐漸演變成客粵雙方言區和閩粵雙方言區。例如東莞市的鳳崗、清溪、樟木頭、大嶺山、黃江、塘厦、謝崗等鎮，原來都是客家方言區，由于粵語的滲透，這一帶現在都成爲客粵雙方言區。汕尾市原屬閩語區，其居民除5%左右的“深水漁民”來自粵西之外，其餘全是“福佬人”，1984年以來，出于經濟交往的需要，掀起一股學粵語的熱潮，每年都辦一二十期“廣州話學習班’，一連辦了數年，有人粗略統計過，現在的汕尾居民，能講粵語的達到90%，能聽懂的幾乎100%，成爲一個新出現的閩粵雙方言區。

　　上述可見，廣東雙方言區的形成，既是客家人遷徙、擴散的結果，又是粵、閩方言尤其是粵語不斷滲透的結果。雙方言區不斷形成，又不斷消失，最後的結果，是一種方言逐漸取代另一種方言，而取代的原因幷不在于這種方言本身，而主要地在于這種方言所通行地區的經濟發展與方言的滲透作用。如信宜縣大成、白石、懷鄉、旺沙等鄉鎮都在黃華江兩岸，這一帶原是客家地區，先民是在明萬曆年間鎮壓羅旁瑤民起義之後搬入這一帶的。到本世紀，由于粵語的滲透，黃華江西側近10萬人口的地區已成爲客粵雙方言區；而到七十年代，這片雙方言區變爲地道的粵語區了，又從黃華江以東産生出一片新的客粵雙方言區。粵語滲透能力之强，速度之快，由此可見一斑。可以預見，到不久的將來，粵西這片最大的客家話區將演變爲客粵雙方言區，最後又演變爲粵語區，這是不可逆轉的趨勢。

　　（與葉國泉合作）

　　1991年8月

　　
廣東省漢語方言概述

　　一、廣東漢語方言形成的歷史過程

　　廣東是個漢語方言情况複雜的省份。漢語七大方言，在廣東通行的就有三種：粵語、客家話和閩語，而且粵、客兩大方言的中心都在廣東。此外，粵東、粵西和珠江三角洲還有一些屬于北方方言的軍話點，粵北一些鄉鎮通行若干種歸屬尚不清楚的“韶州土話”。

　　廣東漢語方言的這種格局，是中原漢族居民在向南遷移中語言分化而形成的。

　　漢語自古存在著多種方言。龍山文化時期，黃河流域發生了一場“夏語化”運動。這場運動以中原爲中心，在空間上向周圍、在時間上向後世擴展，到西周時，便形成一種以夏語原産地——秦晋一帶的方言爲標準音的“雅言”。而在西周以前，廣東仍屬“百越之地”。“百越”是個音譯詞，又作“百粵”，系古代南方土著的統稱。“越(粵)”意爲水或海，“百”意爲人或族。“百越”就是“越人(粵人)”，意爲水上人家或居住在海邊的人。東周時期，“百越”各部落被劃入楚國的版圖。然而，由于有五嶺這座屏障阻隔，能够進入嶺南的楚人實際上極少。不管是中原的“雅言”還是楚國的方言，在嶺南幷不通行。當時嶺南各個土著部落所使用的語言，與太平洋各島嶼的“南島語”(又稱“馬來—波利尼亞語”)同出一源。例如上述“百越”一詞，其修飾語素置于中心語素之後，這正是南島語在構詞法上的特徵之一。因此，古百越語不屬于漢語任何一種方言，它跟漢語沒有親緣關係。

　　秦滅楚之後，南征百越之地，在“西甌”即灕江、賀江和西江交匯處一帶遇到頑强的抵抗，相持6年之久。“西甌”土著善水戰，屢敗秦軍，殺其統帥屠睢。爲了保證大軍的增援以及糧草的運送，秦軍在湘江與灕江上游之間開鑿靈渠，形成一條“湘桂水道”。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秦軍基本占領“百越”之地，設置南海、桂林、象三郡，幷徵發原六國的逃亡者以及贅婿、賈人爲“墾卒”，遷至嶺南。爲便于對嶺南的控制以及遷徙的順利進行，秦始皇三十四年又在瀟水與賀江上游之間的富川修通一條新道。此後，“湘桂水道”和“富川之道”便成爲中原漢人進入嶺南的兩條主要通道。由這兩條通道進入嶺南的“墾卒”，便是歷史上最早的一批漢族移民，他們首先將中原的“雅言”傳人廣東。

　　秦末，中原戰亂，南海郡尉趙佗趁機幷吞桂林郡和象郡，建立南越國，定都番禺 (今廣州市)。南越國從丞相以下的官員都由土著擔任，南越王趙佗本人也穿土著的服飾，操土著的語言，將自己异化成土著以便于統治。可見當時番禺一帶土著勢力還比較强大，漢族移民很少，漢語還未通行。

　　西漢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滅南越國，將嶺南分爲九郡(後改爲七郡)，又設“交趾刺史部”監察各郡，“交趾刺史部”治所最初在贏(今屬越南)，不久便遷至廣信(今廣東封開縣及廣西梧州市一部分)。廣信是新設的蒼梧郡郡治，處于灕江、賀江與西江匯合之處，扼西江之要衝，沿江向東可抵番禺，溯江向西可抵南寧，向北則可通過灕江、賀江經湘桂水道或富川新道直抵中原，交通較爲便利。早在秦朝軍隊征討嶺南之時，這一帶曾發生激戰，原有土著因抵抗失敗，有的被殺，有的逃散，于是成爲漢族移民聚居之地。西漢末年，王莽亂世，因避亂而遷居廣信一帶的漢族移民更多。據統計，西漢時蒼梧郡有24379戶，人口14萬人；到東漢增至111395戶，人口46萬人。這個地區人口激增，顯然是漢族移民定居的結果。東漢撤“交趾刺史部”設置交州，除了原有的監察權外，還擁有管理各郡的軍政大權。文明程度較高的漢族移民在這個地區取得了統治地位，其語言也就成爲優勢語言。在兩漢時期定居廣信的漢族移民中，出現了一批聲望頗高的文人學者。如西漢末年著有《陳氏春秋》的經學家陳欽和其子、被譽爲“嶺海儒宗”的陳元；東漢末年著有《春秋經注》、《公羊傳注》、《谷梁傳注》的士燮。士燮擔任交趾郡太守40多年，政績顯著，當時中原先有黃巾起義，後有軍閥混戰，不少文人爲避亂幷慕其名前來依附。其中有濰坊人劉熙，沛郡人薛宗，汝南人程秉及許靖、許邵兄弟等。他們來往于交趾、廣信等地，設館客授生徒，形成一支頗有勢力的士人隊伍。這些文人學者在傳播中原漢文化時所使用的，當然是有漢字作爲紀錄符號的“雅言”。沒有文字的嶺南土著在逐步接受漢文化、學習漢字之時，來自中原的“雅言”也就作爲他們的第二語言而逐步在這一帶流行開來。同時，隨著文化逐步融合，這一帶的漢語也吸收“百越”語言的某些成分，從而形成自己的某些特色。這種具有自己某些特色的漢族移民的語言，事實上就是早期粵語，只不過當時它跟中原雅言差异不大，尚未成爲一種方言罷了。

　　赤壁之戰後，東吳政權爲了鞏固後方，重修在南越國被攻陷時遭到破壞的番禺城，于東漢建安二十二年(217年)遷交州州治至此。東吳永安七年(264年)，又將南海、蒼梧、郁林、合浦四郡從交州劃出，另設廣州，州治番禺。嶺南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從廣信轉移到番禺，漢族移民的勢力也就向西江下游及珠江三角洲一帶擴展。西晋永嘉年間，中原發生“八王之亂”，繼而又有“五胡亂華”，中原漢人大量南遷。廣州晋墓磚文雲：“永嘉世，九州荒；如廣州，平且康。”可見廣東成爲中原漢人避亂的好地方。東晋至隋，朝廷推行“以俚治俚”，大量敕封嶺南土著爲公、侯，官至縣令、太守、刺史、將軍，促進了漢族移民和嶺南土著的融合，漢文化與土著文化的融合。已吸收土著語言某些因素的漢語逐漸成爲西江流域到珠江三角洲一帶的通行語言。同時，從“五胡亂華”起，中原地區受北方游牧民族統治達270多年之久，那裏的漢浯面貌發生了很大變化；嶺南漢人所使用的語言沒有經歷這種衝擊，其發展較爲穩定，與中原漢語相比，反而較多地保存著古代“雅言”的面貌，它與中原漢語之間的差距也就進一步拉開，從而形成漢語中一支具有鮮明特色的方言——粵語。

　　當漢族移民大量定居于珠江三角洲和西江流域幷廣泛傳播漢文化及粵語之時，粵北和粵東北山區仍是百越土著聚居之地，所使用的仍是土著的語言。唐代，粵北地區已有一些漢族移民居住，如唐玄宗時的名相張九齡，就是曲江縣人，但當時漢族移民的人數仍然極少。究其主要原因，是南北交通不便。大庾嶺原有一條小道，除軍隊和土著外，漢人進出嶺南一般不走這條路而走湘桂水道或富川之道。開元四年（716年），張九齡爲了改變這種狀况，招集民夫在大庾嶺開鑿了一條新路，史稱“橫浦之道”。此後，橫浦之道便取代湘桂水路和富川之 道而成爲五嶺南北的主要通道。唐末戰亂至五代十國時期，大批漢人便通過橫浦之道進入廣東。這些漢族移民首先落脚于珠璣巷，然後有一部分南下直抵珠江三角洲，大部分則定居于當時還地廣人稀的粵北以及粵東北。南漢時，廣東境內新置四州：英州（今英德市）、雄州（後改爲南雄州）、敬州（後改爲梅州）和湞州（後改爲惠州），其中英、雄、敬州均在粵北和粵東北，可見橫浦之道開通，大大促進了這一帶的開發。據北宋太平興國至元豐這100年間的統計，地處大庾嶺南側的南雄州由8363戶增至20889戶，增長148%；粵東北的梅州由1577戶猛增至12890戶，增長6倍多。粵北和粵東北人口的劇增，顯然是大批漢族移民定居所致。從北宋末年至南宋，漢人南遷的勢頭更是有增無减。與此同時，大庾嶺北部的贛南地區發展也很快。這部分漢族移民大多數來自中原河洛一帶，史稱“客家人”。

　　隋唐以前，大凡每一批中原漢人遷入嶺南，他們所使用的漢語都作爲優勢語言而對當地的語言産生同化作用。當客家人遷入之時，所使用的是正統的中原漢語，但是，由于同樣是從中原漢語發展演變而成的粵語已經形成較爲穩定的特色和以番禺(廣州)爲中心、以珠江三角洲和西江流域爲通行區域的格局，這種已經發展爲中古語音系統的中原漢語對它也就再無優勢可言，無法産生同化作用了。不過，正是由于客家人大都具有較强的正統意識，他們定居于粵贛閩邊界的山區之後，其語言一直保持著比較穩定的狀態，既不受金元之後中原漢語演變趨勢的影響，也不易爲粵語所同化，只是從當地土著尤其是佘族語言中吸收一些因素，逐步發展成爲另一支方言——客家話。

　　閩語形成于福建。這支漢語方言同樣是在漢人南遷的歷史過程中形成的，但其來源主要是古代中原東部至華東沿海一帶的漢語方言，而幷非以秦晋方言爲標準音的“雅言”；同時，在其形成的過程中，又從閩越土著語言中吸收了不少成分，因而形成一個層次複雜的綜合體，文讀音與白讀音之間、各種次方言之間有著較爲明顯的差异。東漢末年，東吳政權控制嶺南，福建與廣東之間的往來日益頻繁，粵東海道成爲漢族移民進入廣東的一條重要通道。這些漢族移民大部分定居于粵東潮汕平原，有的繼續由海道西行，落脚于粵中和粵西南的沿海。南宋末年，元兵攻陷臨安，益王趙罡在陸秀夫、張世杰等大臣輔助下轉移到福州稱帝，繼而轉移到廣東。莆田人陳若水、陳八宣、陳汝楫等組織民兵30多萬人隨行保駕。趙罡病死後，陸秀夫、張世杰扶其弟衛王趙昺繼位，轉戰到新會崖山，最後溺水而亡。陳八宣、陳汝楫帶領餘下的民兵逃亡到雷州半島。這樣，潮汕平原和雷州半島成爲來自福建的漢族移民主要聚居之地。經歷相當長一個時期的發展變化，這一帶逐步形成閩語的兩支次方言——潮汕話和雷州話。

　　元朝之後，中國還出現過幾次由北而南的移民潮。但由于廣東境內的粵、客、閩三大漢語方言已經形成較爲穩定的特色幷在各自通行的地域具有一定的優勢，新遷入的漢族移民只得“入鄉隨俗”，再沒有形成新的方言。極少數居住比較集中而不肯放弃原方言的，則形成若干個外地方言島。如惠東縣的平海，由于明朝在此設立“守禦屯田群牧千戶所”，駐扎一批來自北方各地的士卒，他們及其後人一直使用一種基本上屬于北方方言的“軍話”，這裏就逐步成爲一個“軍話方言島”。漢族移民不斷進入，也使粵、客、閩三大方言原來的分布格局逐漸改變。由于這一時期進入廣東的漢族移民大多數走“橫浦之道”，致使粵北和粵東北客家地區的人口不斷增長。這一帶本來山多耕地少，新移民的到來，使耕地緊缺的情况日益嚴重，原居住在這裏的客家人只得向其他地區遷移，在原粵語區和閩語區之中出現一些大小不等客家人聚居點，成爲“客家方言島”。同時，一些原少數民族聚居之地，由于民族衝突等種種原因而導致少數民族遷走，客家人隨即遷入，成爲新的客家方言區。粵西羅旁地區，即現信宜、陽春、新興、雲浮、郁南等市縣交界的山區，原是瑤族聚居之地，明萬曆初年，那裏爆發了一場瑤民起義，史稱“羅旁之亂”。朝廷集中了嶺南的全部兵力，血洗羅旁，將這一帶變爲荒無人烟之地，客家人便陸續遷入，成爲客家方言區。與此同時，珠江三角洲及沿海一帶的商品經濟逐步發展起來，通行于這些地方的粵語和閩語便隨著經濟交往而向粵北、粵東北及東江流域的客家地區滲透。滲透的結果，是一部分客家地區的語言受粵語影響，逐步演變爲既保持客家話的若干特點又吸收粵語某些因素的一種特殊方言，如惠州話；也有一部分客家地區的人們既接受了粵語或閩語，又保持著客家話，對外交際用粵語或閩語，內部交際則用客家話，成爲“客粵雙方言區”或“客閩雙方言區”。信宜市黃華江一帶的大成、白石、懷鄉、洪冠等鄉鎮，是明末平定“羅旁之亂”後形成的客家方言區，到20世紀，由于粵語滲透，這一帶已成爲客粵雙方言區；普寧、惠來兩縣交界大南山區的一些村莊，村民的先祖是從明成化年間至清初從長樂(今五華縣)遷來的客家人，到20世紀20年代，這些村民就基本上會說潮汕話，成爲客閩雙方言區。

　　20世紀80年代以後，隨著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發展，珠江三角洲一帶的經濟輻射作用越來越大，原來通行于這一帶的粵語也就成爲一種强勢方言，不斷向全省其他方言區滲透。汕尾市原屬閩方言區，其居民除5％左右的“深水漁民”來自粵西之外，其餘全是“福佬人”，原來都使用閩語。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現在汕尾居民中會說粵語的達90％，能聽懂粵語的幾乎百分之百，生意往來及機關公務多使用粵語。深圳市的龍崗、寶安兩區，原來是客家方言區，現在不僅通行粵語，而且在寶安市區粵語已經成爲主要的交際語言。

　　二、廣東漢語方言分布概况

　　2000年廣東全省人口7706萬人，其中漢族7590萬人。按三大方言區來統計，粵語區人口約3400萬人，客家話區人口約2290萬人，閩語區人口約1900萬人。其它漢語方言區(包括韶州土話和軍話島等)人口約90萬人。

　　(一)粵語的分布

　　粵語主要分布于珠江三角洲和本省西部。包括廣州、深圳、珠海、東莞、中山、佛山、肇慶、雲浮、江門、陽江、茂名11市所轄各市縣。珠江三角洲東部、北部及連江流域，即惠州、清遠兩市部分區縣，爲粵語和客家話交錯分布地區。此外，韶關、汕尾、湛江等市也有一部分地區通行粵語。具體分布如下：

　　廣州：市屬各區及增城市新塘、沙埔、仙村、石灘、三江、朱村通行粵語；增城市荔城、寧西、中新、小樓、鎮龍、正果、派潭、福和、永和及從化市各鎮部分通行粵語。

　　深圳：市屬各區均通行粵語(其中寶安、龍崗兩區爲客粵雙方言區)。

　　珠海：市屬各區均通行粵語(其中香洲區的灣仔沙、夏美和斗門區的白蕉、六鄉、斗門等鎮部分村爲客粵雙方言區)。

　　東莞：全市各鎮均通行粵語(其中東部的鳳崗、清溪、樟木頭、大嶺山、黃江、塘厦、謝崗等鎮及厚街、莞城、虎門鎮的部分村爲客粵雙方言區)。

　　中山：全市各鎮均通行粵語(其中五桂山、南朗、三鄉、神灣、坦洲、沙溪、大涌的部分村爲客粵或閩粵雙方言區)。

　　佛山：市屬各區及南海、順德、高明、三水均通行粵語(三水市北部六和、大塘、蘆苞爲客粵雙方言區)。

　　肇慶：市屬各區及高要、四會、德慶、封開均通行粵語(其中德慶縣悅城、播植、武壟，封開縣平鳳、江川、漁澇、七星等鄉鎮中有部分村爲客粵雙方言區)；廣寧、懷集兩縣爲粵語與客家話及標話交錯分布地區。

　　雲浮：雲城、雲安、新興、郁南、羅定均通行粵語(其中雲安縣托洞、鎮安、白石，新興縣河頭、筋竹，羅定市加益、扶合、泗淪、都門、分界等鄉鎮爲客粵雙方言區，郁南縣宋桂、東壩、河口、平臺的部分村爲客粵雙方言區或閩粵雙方言區)。

　　江門：市屬各區及鶴山、新會、臺山、開平、恩平均通行粵語(其中鶴山市鶴城、共和、祉山、宅梧、龍口、合成，新會市大澤、杜阮及臺山市赤溪等鎮的部分村爲客粵雙方言區)。

　　陽江：江城、陽西、陽東、陽春均通行粵語(其中陽春市圭崗、永寧、雙滘、三甲、八甲，陽西縣塘口、程村等鎮爲客粵雙方言區，陽西縣儒垌、沙扒、上洋、新圩等鎮爲閩粵雙方言區)。

　　茂名：茂南區及高州市所轄各鄉鎮均通行粵語(其中茂南區的袂花、鰲頭爲閩粵雙方言區，高州市根子、雲潭、新垌、泗水、謝鶏、馬貴等鎮爲客粵雙方言區)；化州市區及長岐、楊梅、同慶、笪橋、良光、南盛、麗崗、林塵、江湖、那務、新安、官橋、合江、平定、文樓、播揚等鄉鎮，信宜市鎮隆、水口、東鎮、丁堡、北界、高坡、金垌、徑口、池洞、安莪、朱砂、旺沙、貴子、大成、白石、懷鄉、洪冠、茶山、思賀等鄉鎮也通行粵語(其中化州市新安、官橋、合江、平定、文樓及信宜市大成、白石、懷鄉、洪冠、茶山、旺沙、貴子、思賀的一部分爲客粵雙方言區)；電白縣羊角、坡心、林頭爲粵語區，七徑、水東、博賀爲閩粵雙方言區。

　　惠州：惠城區爲客粵雙方言區；博羅縣石灣、九潭、園洲等鄉鎮及龍門縣麻榨、永漢、沙徑、龍華、王坪、龍城、藍田、地派、左潭、鐵崗、天堂山、龍江、平陵、路溪等鄉鎮的部分村也通行粵語。

　　清遠：清城區及清新、佛崗、陽山各鄉鎮，以及英德市黎溪、連江口、望埠、大站、英城、青坑、九龍、明徑、岩背、大灣、水邊、浛洸等鄉鎮，連州市九陂、龍潭、高山、西江、連州、龍坪、朝天、麻步、保安、石岸、清水、東陂、豐陽、朱崗、潭嶺等鄉鎮，連山縣吉田、三水、永和、上草、大富、太保、禾洞等鄉鎮，連南縣三江、寨崗、金坑等鄉鎮，部分通行粵語。

　　韶關：市屬各區及曲江縣爲客粵雙方言區；樂昌市樂城、坪石等鎮，乳源縣乳城、桂頭、古母水、大布等鄉鎮也通行粵語。

　　汕尾：市區爲閩粵雙方言區。

　　湛江：赤坎、霞山、坡頭等區，吳川市區和淺水、長岐、樟鋪、振文、吳陽、塘綴、板橋、黃陂、中山等鎮及覃巴鎮的部分村，廉江市廉城、安鋪、石城、良洞、平坦、新華等鄉鎮及吉水、新民、營仔的部分村，均通行粵語。遂溪縣北坡、港門、草潭、遂城，徐聞縣曲界、下橋，雷州市客路等鎮部分村爲閩粵雙方言區。

　　(二)客家話的分布

　　客家話是省內分布最廣的一種漢語方言。除汕頭市外，20個市均有客家方言區或客家方言點。其中梅州、河源兩市爲客家話區，韶關、惠州兩市以客家話爲主，潮州、汕尾兩市北部幾個縣爲客家話和閩語交錯分布地區，清遠市大多數區縣及廣州、肇慶兩市北部的一些縣，則是粵語和客家話交錯分布地區。粵西有4個客家方言區：一是信宜、羅定、陽春交界的山區，這是粵西最大的客家方言區；二是高州、電白、陽西交界，三是化州西部和廉江北部，四是雲浮、郁南、羅定交界地區。此外，深圳、珠海、東莞、中山、佛山、江門、湛江等市均有一些鄉村通行客家話，這些鄉村處于粵語或閩語的包圍之中，大部分成爲雙方言區。具體分布如下：

　　梅州：梅江區及梅縣、大埔、豐順、五華、平遠、蕉嶺、興寧各鄉鎮均通行客家話（其中豐順縣湯坑、隍、東等鄉鎮爲客閩雙方言區)。

　　河源：源城區及東源、紫金、龍川、連平、和平各鄉鎮均通行客家話。

　　韶關：南雄、始興、翁源、新豐及仁化縣基塘、石塘、丹霞、紅山等鄉鎮，樂昌市九峰、兩江、五山、廊田、秀水、雲岩、沙坪等鄉鎮，乳源縣大橋、一六、侯公渡、龍南、洛陽等鄉鎮，均通行客家話，市屬各區及曲江縣爲客粵雙方言區。

　　惠州：惠陽、惠東各鄉鎮，博羅縣藍田、石壩、麻陂、公莊、楊村、泰美、柏塘、平安、響水、羅陽、湖鎮、橫河、長寧、福田、義和等鄉鎮，均通行客家話；惠城區爲客粵雙方言區；龍門縣爲客家話與粵語交錯分布地區。

　　潮州：所轄饒平縣上善、上饒、九村、饒洋、建饒等鄉鎮通行客家話，新豐、東山、漁村、三饒爲客閩雙方言區。

　　揭陽：所轄揭西縣上砂、下砂、五雲、河婆、龍潭、南山、交溪園、五經富、良田、西田、大洋等鄉鎮，普寧市石牌鎮的部分村，均通行客家話。

　　汕尾：所轄陸河縣各鄉鎮，以及陸豐縣大安、西南、河西、城東、八萬、陂洋、南塘等鄉鎮的部分村，海豐縣公平、梅壟、城東、赤坑、陶河、後門、小漠、赤石、鵝埠、蓮花山、平東、黃羌等鄉鎮的部分村，均通行客家話。

　　深圳：龍崗、寶安兩區爲客粵雙方言區。

　　珠海：香洲區的灣仔沙、真美及斗門縣白蕉、六鄉、斗門等鎮均有部分村通行客家話(爲客粵雙方言區)。

　　東莞：鳳崗、清溪、樟木頭、大嶺山、黃江、塘厦、謝崗、莞城、厚街、虎門等鎮部分通行客家話(均爲客粵雙方言區)。

　　中山：五桂山、南朗、三鄉、神灣、坦洲、翠亨村等鎮部分通行客家話(均爲客粵雙方言區)。

　　廣州：所轄從化市東明、呂田、良口、溫泉、桃園、灌村、民樂、龍潭、鰲頭等鎮；增城市派潭、永和、福和、小樓、正果、鎮龍、荔城、寧西、中新等鎮均爲客粵方言交錯分布地區。

　　清遠：清新縣附城、源潭、洲心、龍塘、石角、高橋、珠坑、龍勁、石坎、石馬、南沖、禾雲、魚壩、沙河、新洲、浸潭、石潭、桃源、江口、升平、三坑、秦皇等鎮，佛岡縣各鄉鎮，均有部分村通行客家話，爲客粵方言交錯分布地區；英德市白沙、青塘、橋頭、大鎮、黃陂、橫石水、魚灣、下太、沙口、橫石塘、雲嶺、石灰鋪、石牯塘、張陂、沙羅、西牛、沙壩、大洞、黃崗等鄉鎮及望埠、英城、大灣、氵含氵光的部分村通行客家話；陽山縣黎埠、大良、新圩、杜步、七拱、東山、太平、白蓮、楊梅、小江、黃坌、秤架等鄉鎮，連州市九陂、龍潭、高山、西江、連州、龍坪、朝天、保安、清水、東陂、瑤安等鄉鎮，連南縣寨崗、寨南、三江、金坑、南崗、三排、大麥山、渦水、大坪、香坪、磐石等鄉鎮，連山縣上帥、小三江、加田、福堂、永豐等鄉鎮，也有部分村莊通行客家話。

　　佛山：所轄三水市六和、大塘、蘆苞等鎮爲客粵雙方言區。

　　 肇慶：所轄德慶縣悅城、播植、武壟，廣寧縣排沙、石澗、潭播、江屯、聯和、北市、赤坑、螺崗、上村、東鄉、賓亭、五和、橫山、木格、石咀、古水、洲仔，封開縣平鳳、江川、漁澇、七星，懷集縣閘崗、藍針等鄉鎮，均有客家方言點(爲客粵雙方言區)。

　　江門：所轄鶴山市鶴城、共和、祉山、宅梧、龍口、合成等鎮，新會市大澤、杜阮等鎮，以及臺山市赤溪鎮，均有客家方言點(爲客粵雙方言區)。

　　陽江：所轄陽春市圭崗、永寧、雙滘、三甲、八甲等鄉鎮及陽西縣塘口、新圩、程村、上洋等鄉鎮通行客家話(均爲客粵雙方言區)。

　　茂名：所轄電白縣那霍、羅坑、黃嶺、沙琅、望夫、觀珠等鄉鎮及霞洞、大衙的部分村通行客家話；高州市根子、雲潭、新洞、泗水、謝鶏、馬貴等鄉鎮爲客粵雙方言區；信宜市合水、錢排、平塘、新堡、洪冠、茶山、貴子等鄉鎮及大成、白石、懷鄉、旺沙的部分村通行客家話(其中大成、白石、懷鄉、旺沙、貴子、洪冠、茶山爲客粵雙方言區)；化州市蘭山、新安、官橋、中洞、合江、平定等鄉鎮也通行客家話(除蘭山外均爲客粵雙方言區)。

　　湛江：所轄廉江市塘蓮、石頸、和寮、長山、石角等鄉鎮及河唇、石嶺、青平、高橋、河彪、營仔的部分村通行客家話；此外，遂溪縣城西、北坡等鄉鎮，徐聞縣錦和、曲界、龍塘、下橋等鄉鎮，以及雷州市英利鎮，都有一些客家方言點。

　　(三)閩語的分布

　　閩語主要分爲兩支，一支分布于粵東沿海，包括汕頭、潮州、揭陽三市及其所轄各縣，汕尾市及其所轄陸豐、海豐兩縣。另一支分布于雷州半島一帶，包括湛江市遂溪、徐聞、雷州和茂名市的電白縣等地。具體分布如下：

　　汕頭：市屬各區及潮陽、南澳、澄海，均通行閩語。

　　潮州：湘橋區、潮安縣及饒平縣黃岡、錢東、海山、汫洲、柘林、大埕、所城、聯饒、浮山、浮濱、新圩、樟溪、湯溪、高堂、坪溪、新塘等鄉鎮，均通行閩語。新豐、三饒、東山、漁村爲客閩雙方言區。

　　揭陽：榕城、揭東、普寧、惠來及揭西縣錢坑、棉湖、鳳江、東園、金和、大溪、灰寨、塔頭、坪上等鄉鎮，均通行閩語。

　　汕尾：城區爲閩粵雙方言區；陸豐、海豐兩縣爲閩客方言交錯分布地區，其中陸豐縣的閩語區分布于潭西、上英、金厢、東海、博美、橋沖、湖東、碣北、碣石、甲子、甲西、甲東等鄉鎮及大安、西南、河西、八方、陂洋、南塘的部分村，海豐縣的閩語區分布于海城、附城、可塘、大湖、聯安等鄉鎮及公平、城東、梅隴、赤石、陶河、後門、小漠、赤石、鵝埠、連花山、平東、黃羌的部分村。

　　梅州：所轄豐順縣湯坑、隍、東等鄉鎮爲客閩雙方言區。

　　湛江：坡頭、麻章兩區及霞山的海頭鎮，雷州市、徐聞縣、遂溪縣各鄉鎮，均通行閩語(其中少數鎮有粵、客方言點)；廉江縣橫山、河堤、龍灣等鄉鎮及新民、營仔的部分村，吳川市王村港、蘭石等鄉鎮及覃巴的部分村，也通行閩語。

　　茂名：所轄電白縣沙院、南海、旦場、龍山、博賀、小良、麻崗、樹仔、爵山、大衙、馬踏等鄉鎮及電城、水東、林頭、坡心、七徑、霞洞、羊角的部分村均通行閩語 (其中水東、林頭、坡心、七徑、霞洞、羊角爲閩粵雙方言區)，茂南區的袂花、鰲頭兩鎮屬閩粵雙方言區。

　　陽江：陽西縣儒洞、沙扒、新圩、上洋等鎮屬閩粵雙方言區。

　　中山：沙溪、大涌等鎮及南朗、三鄉的部分村均通行閩語(爲閩粵雙方言區)。

　　惠州：所轄博羅縣龍溪、義和等鄉鎮及羅陽、仍圖、泰美、觀音閣的部分村，惠東縣吉隆、稔山等鄉鎮，龍門縣左潭鎮的部分村，均通行閩語。

　　清遠：所轄英德市浛洸鎮有些村通行閩語。

　　雲浮：所轄郁南縣東壩鎮有些村通行閩語。

　　(四)其他漢語方言的分布

　　在廣東，除粵、客、閩三大方言之外，還有一些分布不廣、使用人口不多的方言，它們有的從原嶺南土著語言演變而成，有的是北方漢族移民帶來的；其中有的與粵、客、閩或北方方言較爲接近，有的則與壯侗語有某些相近之處。

　　1．韶州土話

　　“韶州土話”是粵北各種土話的統稱，包括星子話、豐陽話、西岸話、保安話、阿 B話、黃圃話、長來話、北鄉話、昄塘話、藍山話、蓮塘話、連灘話、樓下話、煤田話、虱麻話、長江話等十多種，分布于清遠、韶關兩市的北部，包括連州、連南、樂昌、乳源、曲江、仁化等市縣及韶關市武江區的部分鄉鎮，使用人數約有50萬人。

　　連州：山塘、清江、大路邊等鄉鎮及星子、潭嶺、麻步、朝天、龍坪、瑤安、三水、豐陽、朱崗、東陂、西岸、保安、連州等鄉鎮的部分村。

　　連南：三江鎮的部分村。

　　樂昌：黃圃、慶雲、白石等鄉鎮及坪石、羅家渡、北鄉、雲岩、老坪石、長來、河南、廊田、樂城等鄉鎮的部分村。

　　仁化：長江、扶溪、城口、聞韶等鄉鎮及仁化、丹霞、石塘、董塘等鄉鎮的部分村。

　　乳源：桂頭鎮的部分村。

　　曲江：梅村、重陽、龍歸、白土等鄉鎮的部分村。

　　韶關：十裏亭鎮及河西、西聯等鄉鎮的部分村。

　　2．標　話

　　分布于肇慶市的懷集、封開兩縣，約16萬人。懷集的標話區在永固、詩洞、橋頭等鄉鎮及梁村、大崗鎮的部分村，封開縣的標話區在長安鎮部分村。

　　 3．鶴　話

　　分布于清遠市源潭、洲心、龍塘、石角、魚壩等鄉鎮的部分村，約2萬人。

　　4．軍　話

　　分布于陸豐的青塘、坎石、海豐的龍吟塘，惠東的平海以及電白的電城等地，約2萬人。

　　5．平婆話

　　分布于博羅的長寧、橫河、響水、平安等地，約1萬人。

　　6．路溪話

　　分布于龍門的路溪鎮，約1萬人。

　　7．湘方言

　　分布于連州的星子、東陂等地，約1萬人。

　　 2004年3月

　　
珠江流域：一個語言的寶庫

　　只要打開《中國漢語方言分布圖》，我們就可以看見：黃河流域及其以北地區，漢語基本上是官話方言“一統天下”。長江流域，江北及上游也是官話方言區，跟黃河流域差不多；江南則分爲三大方言區：上海、浙江及江蘇南部的吳方言區，江西的贛方言區，湖南的湘方言區，分布格局十分清晰。相比之下，珠江流域的漢語方言就顯得格外豐富，也格外複雜。而少數民族語言，也有將近三分之二分布于珠江流域。本文對廣東、廣西、貴州、雲南、海南五省（區）以及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的漢語方言和少數民族語言分布情况作一勾勒，幷從文化的視角進行初步探討。

　　一、珠江流域漢語方言分布情况

　　據初步考察，粵、桂、黔、滇、瓊五省及港、澳共有漢語大小方言30多種，分布情况如下：

　　粵語 　是珠江流域最大的一支漢語方言。主要分布于珠江三角洲和西江流域（包括其支流郁江流域），即廣東省廣州、深圳、珠海、東莞、中山、佛山、清遠、肇慶、雲浮和廣西壯族自治區南寧、崇左、貴港、梧州等市及其所屬各縣，以及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西江南部的南流江、鑒江、漠陽江、潭江流域，包括廣西欽州、防城港、北海、玉林和廣東茂名、陽江、江門市及其所屬各縣，湛江、韶關市區，吳川、廉江、曲江、樂昌等市縣，以及柳州、賀州等市部分地區，也都通行粵語，各條河流流域自成一種次方言。廣州話被公認爲粵語的中心。              

　　    客家話　  是珠江流域分布地域最廣的一支漢語方言。主要分布于北江、東江、韓江的上游，即廣東省梅州、河源、韶關、惠州四市。此外，廣東省其他各市，廣西壯族自治區南寧、柳州、桂林、北海、欽州、貴港、玉林、百色、河池、賀州、來賓等市，海南省儋州市，也有大小不等的客家方言區或客家方言點。梅州話被公認爲客家話的中心。

　　閩語 　 珠江流域的閩南話分爲三支：一是潮汕話，又稱福佬話，屬閩語中的閩南次方言，分布于廣東省東部沿海的潮州、汕頭、揭陽、汕尾四市；二是雷州話，由閩語中的蒲仙次方言發展而成，分布于廣東省雷州半島的徐聞、雷州、遂溪，以及吳川、電白、陽西和湛江、茂名市區的部分鄉鎮。三是海南話，分布于海南省各市縣，語音跟雷州話大同小异。此外，廣東中山、博羅、英德、郁南，廣西壯族自治區柳州、桂林、賀州、蒼梧、藤縣、邕寧、來賓、欽州、玉林、北流、陸川、博白、百色、河池、羅城等市縣，也有大小不等的閩方言點。

　　西南官話　  分布于雲南、貴州兩省大部分市縣，廣西壯族自治區桂林、賀州、柳州、河池、百色等市。此外，廣東省陸豐、惠東及海南省儋州、昌江、東方、三亞部分地區通行的“軍話”，廣東電白縣電城鎮通行的“狗屎正”，也屬西南官話。

　　 湘語　  分布于廣西、廣東北部與湖南接壤的全州、灌陽、資源、興安、連州等市縣部分鄉鎮，由湖南傳入。

　　平話　　名稱古代即有，屬漢語何種方言尚無定論。王力認爲應屬粵語。李榮、熊正輝、張振興主編的《中國語言地圖集·漢語方言分區圖》則單獨列爲一種漢語方言。據《宋史》及族譜載，平話居民祖先是宋代從山東隨狄青南征廣西屯駐下來的，散居于桂林、南寧市郊和永福、橫縣，以及邕江上游、右江沿岸水陸交通要道附近。有桂北平話和桂南平話兩種次方言，語音差异較大。

　　儋州話  　分布于海南省儋州市及昌江縣南羅等鄉鎮。據民國二十三年續修《儋州志》記載，儋州人來自廣東高州、廣西梧州兩府。其音系保留粵語的一些成分，也融合了海南閩語的不少因素，其文讀音還具有官話方言的某些特點，梁猷剛認爲“是比軍話更早傳入儋州的一種北方話”。也有語言學家將它歸入粵語。

　　邁話  　分布于海南省三亞市沿海漁村、島嶼以及樂東縣鶯歌海一帶，據說是從珠江三角洲遷移到這一帶的漁民所帶入。其音系接近粵語，有些語言學家將它歸入粵語。

　　臨高話  　又名村話、貝語等，分布于海南省臨高市及儋州、澄邁部分鄉鎮，海口西郊和瓊山羊山地區。大致可分爲臨高、白蓮、長流、海秀、永興、龍塘等幾個地區性的次方言，語音差別很大。1957年，中科院少數民族語言調查分隊來海南考察，1980年國家民委派中央民院4位權威民族語言工作者和廣東民族研究所等單位組成民族識別調查工作組再次來到臨高縣及講臨高方言的地區深入調查，得到的初步結論：臨高話“屬藏語系泰語族壯泰語支的一種語言”，“與壯語十分接近”。

　　標話  　分布于廣東省懷集、封開、陽山以及廣西賀州等市縣的部分鄉鎮。據廣東省社會科學院、華南師範大學一些專家考察，講標話的漢人祖先是春秋戰國時由中原遷來的，經歷漫長歲月，其語言吸收了當地百越土著語言的大量因素，形成今天的標話。音系比較接近壯語，又有不少古漢語的成分。

　　土話  　土話幷非一種方言，而是大約20多種方言的統稱，包括分布于粵北韶關、清遠兩市的星子話、豐陽話、西岸話、保安話、阿B話、黃圃話、長來話、北鄉話、皈塘話、藍山話、蓮塘話、連灘話、樓下話、煤田話、虱麻話、長江話、鶴話，分布于桂東北賀州市的民家話、七都話、八都話、九都話，分布于博羅縣部分鄉鎮的平婆話，分布于龍門縣路溪鎮的路溪話，等等。它們各自有其音系和通行區域，大多數跟其周邊通行的粵語、客家話、西南官話形成雙方言區。對于這些土話的歸屬及其來源，目前尚無定論。

　　二、珠江流域少數民族語言分布情况

　　據手頭資料，粵、桂、黔、滇、瓊五省共有少數民族語言30多種，分布情况如下：

　　壯語  　屬漢藏語系壯侗語族。主要分布于廣西壯族自治區大部分市縣﹑雲南省文山壯族苗族自治州和廣東省懷集﹑連山等地。分南﹑北兩個方言。北部方言又分爲邕北﹑紅水河﹑柳江﹑桂北﹑右江﹑桂邊﹑丘北七個土語；南部方言又分邕南﹑左江﹑德靖﹑硯廣﹑文麻五個土語。南宋年間，曾仿照漢字的造字法創制出方塊的“土俗字”，但使用範圍不廣，也無統一規範，壯族居民仍多用漢文。1955年創制了以拉丁字母爲基礎的壯文。

　　布依語  　屬漢藏語系壯侗語族。分布在貴州省南部布依族地區。1956年創制了以拉丁字母爲基礎的布依文。

　　傣語  　屬漢藏語系壯侗語族。分布于雲南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州以及耿馬、孟連等縣。主要方言有兩個：一是德宏方言，主要分布于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州；二是西雙版納方言，分布于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有四種文字：德宏地區使用傣哪文，西雙版納地區使用傣仂文，瑞麗、瀾滄、耿馬一帶使用傣綳文，金平使用傣端文，都是從婆羅米字母演化而來。

　　侗語　  屬漢藏語系壯侗語族。分布于貴州省﹑湖南省﹑廣西壯族自治區交界的侗族地區。分南﹑北兩個方言，以貴州錦屏縣南部侗﹑苗﹑漢族雜居區爲分界綫。南﹑北方言各有3種土語。1958年創制了拉丁字母形式的文字。

　　水語 　 屬漢藏語系壯侗語族。分布于貴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三都水族自治縣及其鄰近的榕江﹑荔波﹑獨山﹑都勻等縣。靠近獨山的陽安話和都勻縣的潘洞話同以三洞話爲代表的三都縣大部分地區水語略有差別，這三種話可以各自成爲一個土語。水族有文字符號300多個，稱爲“水書”，但多在占卜、看風水中使用，日常則使用漢字。

　　仫佬語 　 屬漢藏語系壯侗語族。分布于廣西壯族自治區羅城仫佬族自治縣及其附近的柳城、忻城、宜山等縣。

　　毛南語 　 屬漢藏語系壯侗語族。分布于廣西壯族自治區環江縣的毛南族地區。毛南族由于長期與漢族﹑壯族人民交往，幾乎都兼通漢語和壯語，幷通用漢字。

　　拉珈語 　 屬于漢藏語系壯侗語族。系自稱“拉珈”的瑤族所使用的語言。主要分布于廣西壯族自治區金秀瑤族自治縣。

　　黎語 　 屬漢藏語系壯侗語族。分布于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有侾﹑杞﹑本地﹑美孚﹑加茂五個方言。

　　仡佬語 　 屬漢藏語系壯侗語族。分布于貴州省安順﹑平壩﹑大方﹑普定﹑黔西﹑織金、遵義﹑仁懷﹑清鎮﹑鎮寧﹑關嶺，雲南麻栗坡，以及廣西壯族自治區隆林等市縣。有稿﹑阿歐﹑哈給﹑多羅四個方言。由于仡佬族人口少而居住分散，交際時主要使用漢語；不少人還通苗語﹑彝語或布依語。

　　苗語  　屬漢藏語系苗瑤語族。分布于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和廣西、湖南、貴州、雲南的苗族地區。

　　布努語  　屬漢藏語系苗瑤語族。分布于廣西壯族自治區的都安、巴馬、淩雲、南丹、田東、平果、東蘭、鳳山等市縣以及貴州、湖南、雲南靠近廣西的一些地區。

　　勉語  　屬漢藏語系苗瑤語族。分布于廣東、廣西、湖南、貴州、雲南、江西等省的瑤族地區。

　　佘語  　屬漢藏語系苗瑤語族。分布于廣東省博羅、惠東等縣的佘族居住區。

　　景頗語  　屬漢藏語系藏緬語族。分布于雲南省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州的潞西、隴川、瑞麗、盈江等縣。

　　彝語  　屬漢藏語系藏緬語族。分布于雲南、貴州、廣西的彝族地區。

　　哈尼語 　 屬漢藏語系藏緬語族。分布于雲南省紅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以及墨江、普洱、鎮沅、景東、瀾滄、新平等縣。

　　傈傈語  　屬漢藏語系藏緬語族。分布于雲南省怒江傈傈族自治州。

　　拉祜語  　屬漢藏語系藏緬語族。分布于雲南省思茅、臨滄地區和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

　　納西語  　屬漢藏語系藏緬語族。分布于雲南省麗江、中甸、永勝、寧浪、蘭坪、維西等縣。

　　基諾語 　 屬漢藏語系藏緬語族。分布于雲南省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景洪縣。

　　載瓦語 　 屬漢藏語系藏緬語族。分布于雲南省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州潞西、隴川、瑞麗、盈江等縣。

　　阿昌語 　 屬漢藏語系藏緬語族。分布于雲南省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州隴川、梁河、潞西以及龍陵等縣。

　　白語 　 屬漢藏語系藏緬語族。分布于雲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

　　普米語 　 屬漢藏語系藏緬語族。分布于雲南省蘭坪、寧浪、麗江、維西等縣。

　　怒語  　屬漢藏語系藏緬語族。分布于雲南省怒江傈傈族自治州碧江、福貢、蘭坪以及迪慶藏族自治州維西等縣。

　　獨龍語 　 屬漢藏語系藏緬語族。分布于雲南省怒江傈傈族自治州貢山獨龍族怒族自治縣。分獨龍江和怒江兩個方言。

　　佤語　  屬南亞語系孟—高棉語族。分布于雲南省滄源、西盟以及孟連、瀾滄、雙江、耿馬、孟德等縣。

　　布朗語　  屬南亞語系孟—高棉語族。分布于雲南省西雙版納自治州和思茅、臨滄等地區。

　　德昂語  　又稱崩龍語。屬南亞語系孟—高棉語族。分布于雲南省德宏自治州以及臨滄、保山、思茅地區。

　　京語  　屬南亞語系孟—高棉語族。分布于廣西壯族自治區防城港市。

　　三、珠江流域語言與珠江文化

　　上述可見：珠江流域漢語方言及少數民族語言不僅種類繁多，在分布上也呈現相互交錯、相互摻雜的格局，跟黃河流域官話方言“一統天下”的格局形成鮮明的對比，跟長江南部漢語方言“三分天下”的情况也迥然不同。語言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珠江流域漢語方言及少數民族語言分布紛繁複雜的情况，當然是一種文化現象，必須從文化的視角進行分析。由于筆者對少數民族語言缺乏調查研究，這裏僅談漢語方言。

　　黃河流域自古是王朝建都之首選，是各種政治力量“逐鹿”之地，同時又是北方游牧民族與漢族主要爭奪之地。統治者要控制幅員遼闊、民族民系衆多的中國，便不遺餘力地灌輸“大一統”觀念，語言也就首當其衝。同時，每一次游牧民族入主，都對那裏的漢語帶來不小的衝擊。因此，每當漢族重新主政，都進行一次“正音”，即對字音定出新的統一的規範。每一次“正音”所形成的共同語各不相同：周至漢是雅言，北宋是中原正音；至于官話，原是南宋至元朝形成于杭州、南京一帶的市民語言，當時稱市民爲“官”（如“看官”“客官”等），他們所使用的語言便稱爲“官話”。朱元璋建都南京後修《洪武正韵》進行“正音”，它才成爲“官韵”即官方用語。朱棣遷都北京，官話隨之而北移。由此可見，官話其實是漢語七大方言中最年輕的，經過明清兩朝的强制推行，才成爲一種使用人口占整個漢族人口70％的“超級方言”。由此可見，黃河流域漢語方言“單一”和“多變”的特點，顯然是“大一統”封建觀念籠罩下制定和推行的語言政策所致，是黃河文化“正統”觀念在語言上的表現。

　　然而，官話的“一統天下”只是統到長江以北。江南地區除了南京之外，仍是吳、贛、湘語“三分天下”。究其原因，不僅僅是長江“天塹”的作用，還在于這三個方言區人們的文化意識。吳、湘兩種方言歷史悠久，又占有“魚米之鄉”的地利。吳語據說由“句吳”和“于越”兩個部落的語言融合而成的，也有學者認爲它來自春秋戰國時期的楚語。歷史上，吳語區曾經兩度成爲漢文化的中心，也就兩度面臨由黃河流域傳入的“正統漢語”衝擊。一次是東晋至南朝，中原士人南遷，帶來當時的共同語“洛生咏”（洛陽一帶的雅言）；另一次是南宋至明初，江南尤其是杭州成爲官話的發源地之一，然而官話不僅沒有取代周邊的吳語，後來連杭州的官話也向吳語靠攏了。湘語則由楚語發展而成。楚國覆滅後，楚人大都轉移到其南部即湖南一帶，他們的語言也就逐步發展成今天的湘語。可見湘語歷史同樣悠久，加上楚人一向對黃河流域的政權有抗衡的心態，因此他們的方言也不易被同化或取代。不過，隨著時代的發展，湘語逐漸分爲“老湘語”和“新湘語”，後者有靠攏官話的趨勢。贛語則是中原漢人南遷過程中形成的，情况跟客家話有些相似。但贛語沒有客家話那樣的向心力，其各種次方言之間音系差异較大。

　　珠江流域的漢語方言，如同珠江的多條幹流和支流，發源地各不相同。但其中幾種主要漢語方言，包括粵語、閩語、客家話、西南官話以及平話，來源于歷代漢族移民傳入的古漢語。粵語的前身是漢族移民帶來的雅言，客家話的前身是漢族移民帶來的中原正音，西南官話則是明清兩朝“屯田”的産物，它們都曾經是某歷史時期漢語的“正統”。客家人就將自己的方言稱爲“祖宗言”，這裏的“祖宗”不僅是客家人自身的祖宗，也可以說是整個民族的祖宗，他們使用的語言當然比當今中原通行的語言神聖。其實，不僅客家人，說粵語、西南官話甚至平話的人也有這種“文化根”意識，只不過沒有說得那麽明白罷了。這種“文化根”意識，就成爲對付“大一統”封建觀念及其語言政策、維護自己方言的有力武器。至于閩語的形成，有人認爲始于中原“衣冠八族”（林黃陳鄭詹丘何胡）避難泉州，而筆者贊成林倫倫、潘家懿兩位先生之說：“古閩語的基礎來自吳越語，同時吸收了楚語和中原漢語的一些成分。”“至于西晋末年發生了‘八王之亂’和‘五胡亂華’的歷史事件，中原漢人大量入閩的歷史事實，我們認爲，這時閩方言的基礎已經形成，它保持著三國以前的語音特點而幷未發生太大的變异。在詞彙上，閩語吸收了魏晋六朝的不少語詞。此後，閩語與吳語分歧越來越大，乃至獨立成爲一種方言。”（《廣東方言與文化論稿》）因此，閩語之所以沒有被別的方言同化或取代，原因跟吳語相似。這麽多的漢語方言，來自不同時代，來自五湖四海，聚集于珠江之濱，不能不說是個奇迹。它們大都保存著某一歷史時期某一地域的漢語音韵，既是各個民系在思維模式、生産方式、生活方式、風俗習慣、宗教信仰等方面特有精神的反映，又是中華文化數千年歷史變遷的印記。

　　必須指出的是：長期以來，語言學界一些人將漢語方言複雜及保存古音較多的原因歸結于封閉，筆者認爲這種說法是不符合實際的。2004年8月，廣東省人民政府參事室（文史研究館）、廣東省珠江文化研究會、中山大學嶺南考古研究中心和封開縣人民政府聯合舉辦的“廣東封開：嶺南文化發祥地論壇”，我在論壇上發表了“粵語形成于古廣信”的觀點，引起强烈反響。經媒體報道後，有人在《羊城晚報》發表意見，提出質疑。其中一位學者說：“封開的土話還保留有早期粵語的一些特點，它只能反映出封開是一個相對比較閉塞的地方，受其他外來語言文化的衝擊和影響較小。以此來推斷‘廣信是粵語的發祥地’，似乎不符合邏輯。”這裏我要說明，封開粵語保存古代的全濁塞音，只是“粵語形成于古廣信”的一個依據，幷非只有這一依據，詳見筆者《粵語形成于古廣信》一文。照這位學者的說法，一個地方的方言保存古音多，只能反映出這個地方比較閉塞；那麽，廣州、上海及東南沿海的各種方言保存古音顯然比北方話多，能說這一帶比北方閉塞嗎？據筆者考察，許多開放地區，其語言都比較複雜，保存古音較多。例如“瀟賀古道”所在地富川，那裏歷史上是海陸絲綢之路交匯的一條重要通道，方言情况就十分複雜，起碼有八種：梧州話（粵語）、富陽話（西南官話）、民家話、七都話、八都話、九都話、客家話、保慶話。這種情况幷不反映出這個地區閉塞，而說明這個地區人們來往頻繁，歷史上曾經是比較開放的地區。開放必然兼容，必然崇尚“和而不同”而不搞“清一色”。珠江流域漢語方言及少數民族語言之所以紛繁複雜，豐富多彩，有些漢語方言比較多地保存著在中原一帶已經消失的古漢語音韵特點，究其原因，在于它們“和而不同”。回顧兩千年來，珠江流域各漢語方言區之間摩擦較少，除了清咸豐至同治年間粵西一些地方曾發生粵客爭鬥之外，基本上相安無事。各種漢語方言在音系上相互吸收，在分布上相互摻雜，形成許多“雙語區”、“雙方言區”，往往在一種大方言區中又有若干個小方言島或者少數民族語言島，它們處于周邊方言的包圍之中，其使用者早就學會周邊方言，却幷沒有放弃自己的母語，這正是不同的方言互相滲透又互相包容的結果，是珠江文化崇尚“和而不同”的體現。

　　1999年11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每年的2月21日定爲“國際母語日”。該組織非物質文化部負責人愛川紀子指出：“語言是人們精神生活和理念的基礎，如果語言開始死亡，那麽以此爲依托的文化也就會消亡。維持盡可能多的語言如同維護生物多樣性是同樣的道理，我們需要語言上和文化上的多樣性，否則，整個世界就會單一化，所有的人都說一種語言，舉止行爲如出一轍，這樣，我們就會丟失掉祖先傳下的文化遺産。因此，一種語言無論大小都是我們人類文明的組成部分，都需要善加保護。”美國一位學者說得更透徹：“一種語言從地球上消失，就等于失去一座盧浮宮。”這麽說來，珠江流域至少擁有數十座“盧浮宮”。如何保護好這些“盧浮宮”而不讓它們失去，幷發揮它們在今天文化建設中的作用，無疑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重大課題。

　　    2005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