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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篇 廣東人的“五宗罪”(簡體)           ★★★ 【字體:
第四篇 廣東人的“五宗罪”(簡體)
作者:葉曙明    文章來源:《其實你不懂廣東人》    點擊數:    更新時間:2006-5-27    


    我们经常听见人们互相警告:广东人无商不奸,为人最不老实。他们用双氧水漂白鱼翅和开心果,用有毒的瘦肉精喂猪,往煤气罐里注水,给腊味加有害的色素,用工业酒精勾兑有毒米酒,把亚硝酸盐当食盐卖……

  这些传闻都不是空穴来风。我们并不讳言,五花八门的假冒伪劣商品,确实充斥广东市场。但愧怍之余,平心而论,这并非广东特色。朔州假酒、温州劣质鞋、河南毒米、南京冠生园月饼、阜阳劣质奶粉、龙口致癌粉丝,还有那些轰动全国的水利豆腐渣工程,都不是发生在广东。最赫赫有名的假冒伪劣商品重灾区,包括河南沈丘、周口,浙江温州、柳市,福建云霄和广东的潮安、汕头等地。须要面对良心拷问的,恐怕是我们这个具有礼义廉耻传统的古老民族,而非广东一地而已。

  广东之所以较受人注目,主要是因为这里的经济比较发达,市场经济比较活跃,是商品的主要集散地,难免龙蛇混杂,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而这里的新闻监督又相对比较成熟,一旦出现问题,往往由广东的媒体首先揭发出来。两两相比,某些地方明知道造假泛滥,却拼命遮羞说谎,捂住盖子,非把杨梅毒疮说成一朵鲜花不可,不到人死楼塌,堤崩桥断,也不肯认错,我觉得广东今天虽然一时成为众矢之的,好像名声受损,但长远来说,却是一剂最好的苦口良药。

广东真的是无商不奸吗?

  粤商的名声一向毁誉参半。他们会做生意,这是天下公认的。但同时也有许多道路传闻,纷纷扰扰,甚嚣尘上,令人对广东侧目而视。我们经常听见人们互相警告:广东人无商不奸,为人最不老实,最刁滑奸诈,和广东人打交道要打醒十二分精神。他们用双氧水漂白鱼翅和开心果,用有毒的瘦肉精喂猪,往煤气罐里注水,给腊味加有害的色素,用工业酒精勾兑有毒米酒,把亚硝酸盐当食盐卖……

  电脑有假的,汽车配件有假的,手表、皮具、金银首饰、化妆品有假的,玩具、服装、食品有假的,药品、光碟、卫生用品、牙膏牙刷有假的,烟、酒、茶、米、油、盐、酱、醋统统都有假的;在广东的文化市场上,70%--80%的音像制品是盗版的,80%--90%的软件制品是盗版的,40%--50%的图书也是盗版的。广东好像遍地骗子,遍地假货,令人闻风丧胆,防不胜防。

  这些传闻都不是空穴来风。我们并不讳言,五花八门的假冒伪劣商品,确实充斥广东市场。但愧怍之余,平心而论,这并非广东特色。不少有识之士都指出,当今诚信缺失、道德危机已成为一个全国性问题。

  据2004年12月召开的“首届中国打假扶优论坛”透露,目前市场上假冒产品的总量,保守估计,也超过了1370亿元。而从2004年在上海召开的中国资信评估专家峰会上传出的信息是:从社会的总体来说,中国每年因失信行为,遭受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6000亿元人民币;间接损失超过1万亿元GDP。

  为求先富起来,而不择手段,甚至毫无道德底线,良心也可以喂狗,固为一种有传染性的病态心理,如果到了民族的下一代,还是“大姐做鞋,二姐学样”,那么所造成的损失,就更不可估量了。

  前引数字是十分骇人的,但这当中有多少是出自广东?朔州假酒、温州劣质鞋、河南毒米、南京冠生园月饼、阜阳劣质奶粉、龙口致癌粉丝,还有那些轰动全国的水利豆腐渣工程,都不是发生在广东。最赫赫有名的假冒伪劣商品重灾区,包括河南沈丘、周口,浙江温州、柳市,福建云霄和广东的潮安、汕头等地。须要面对良心拷问的,恐怕是我们这个具有礼义廉耻传统的古老民族,而非广东一地而已。

  广东之所以较受人注目,主要是因为这里的经济比较发达,市场经济比较活跃,是商品的主要集散地,难免龙蛇混杂,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而这里的新闻监督又相对比较成熟,一旦出现问题,往往由广东的媒体首先揭发出来。两两相比,某些地方明知道造假泛滥,却拼命遮羞说谎,捂住盖子,非把杨梅毒疮说成一朵鲜花不可,不到人死楼塌,堤崩桥断,也不肯认错,我觉得广东今天虽然一时成为众矢之的,好像名声受损,但长远来说,却是一剂最好的苦口良药。

  一个人,一个企业,一个地区,要由一穷二白,成长至羽毛丰满,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广东用了25的时间,总算有毛有翼了,但还不是很丰满,因此要格外珍惜。培养一个品牌,也许要花上十几二十年的苦心经营,但毁掉一个品牌,只消一天半天功夫就足够了。一个品牌是如此,一个地区的竞争力何尝不是如此。

  许多人都记得,1982年,一个反走私问题,搞得广东声名狼藉。全国各地都把广东视为“疫区”,严加防范。从广东运去的物资,纷纷当作走私物品,任意扣压、冻结。有些地方的火车站设两个出口,一个供其他省份的人出入,一个供广东人专用。广东人一下火车,就被勒令走特殊通道,接受检查。有些供销人员被莫名其妙当成走私贩私分子,轻则拒之门外,或没收证件,重则公安上门,查扣送办。有些地区规定不准和广东做生意。四川有两个代表团到广东参观,临行前还专门制定纪律,到广东后,不准单独上街,外出活动至少要两个人一起,一如到国外访问一样。

  这不是天方夜谭,而是活生生的历史教训。你喊冤也没用,愤怒也没用,骂街也没用,求饶也没用,你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大厦,一夜之间四下里溃散。要把它重新建立起来,必须花多好几倍的时间与精力。

  假冒伪劣商品泛滥,广东是最大的受害者。不仅消费者深受其害,正当企业和商人亦受荼毒。在某些地方,造假甚至成了主要的财源,受到地方政府保护。于是,贿赂公行、贪污腐败便成了造假的孪生兄弟,大肆蔓延。除此之外,还有大量李鬼从外地杀入,里应外合,内外夹攻。再厉害的李逵也招架不住,败下阵来。广东人每言及于此,无不心痛难忍。因此,与其说广东是奸商的乐园,倒不如说广东人因受害之深,对奸商的痛恨,亦较全国其他地方更为强烈。

  古人不云乎:“真实无妄,始终不息,表里不杂,谓之诚;徇物无违,四端百行,必以其实,谓之信。”诚信是一个人的安身立命之本。广东人常说“牙齿当金使”,就是一诺千金的意思。我们试一回首,广东人在生意场上扬名立万,少说也有上千年了,“粤商”这块金漆招牌,原是广东人的“本钱”,是值得他们为之骄傲的东西。靠蒙讹坑骗,能有历史上的海上丝路吗?能有“天子南库”的美誉吗?能有举世闻名的十三行吗?

  广东人深知“信用”二字的千钧分量。不讲信用,骗得了一时,骗不了永远;骗得了我一人,骗不了天下人,举头三尺有神明,最后摔个倒栽葱的,还是你自己。

  然而,这只是一种道德的呼吁。我们其实很清楚,指望靠良心发现,靠道德自律来维持社会的公平、公正、公义,那是白日做梦。之所以出现正不能胜邪的态势,原因很简单,算一算成本效益就明白了。现在的社会现实是:违法犯罪的成本低,遵纪守法的成本高。造假即使被发现,所受的惩罚也很轻;但一个企业为了证实自己的清白,却可能要付出巨大的额外成本。正邪双方的成本核算,完全不成比例。结果,愈是守法的企业愈难生存,长此下去,谁愿意遵纪守法?

  一个地区的信誉一旦破产,便形成千夫所指,无疾而死之势——当然,死的大部分都是守法的企业。地下造假工场总是像猫一样有九条命。这时才来“穷极呼天,痛极喊娘”,已全然失效。

  社会诚信的缺失,是短期行为泛滥的恶果。它大大增加了经营成本,扰乱了市场秩序,降低了经济运行效率,使投资者丧失信心,使企业难以健康成长、发展,整个社会道德水准,也会因此而沦丧,贻害千秋。

  为了亡羊补牢,修复信用,重塑形象,广东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整治市场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汕头市隆重举行了有各界代表参加的《信用宣言》签字仪式、在传媒上大张旗鼓开展有关信用问题征文、信用论坛等一系列活动,希望强化人们诚实守信意识,在全社会形成诚信为本、操守为重的良好风尚。然而,在所有诚信中,政府的诚信才是最重要的。建立政府的信誉,是规范整个社会个人信誉的前提。

  危机公关做得好,固然有修补形象,减少损失之效,但我们知道,光靠轰轰烈烈的道德宣传,要解决信用危机问题,是不切实际的,最后还是要走制度化的道路,以法节之。在全球化的今天,国家与国家之间最大的竞争,就是制度的竞争。地区与地区之间亦然。再动听的道德说教,也不如执法公正严明来得有效。只有加大违法的成本,大到违法者无力承受;同时减轻守法的成本,使人们觉得守法比违法更容易赚钱,才能扭转目前的危局。

  广东人,你要特别爱惜你的羽毛啊!

“饱暖思淫欲”和低离婚率

  “食色性也。”这句话,自从被收录进《孟子》这本书以后,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被频繁引用,似乎成了人们恣情纵欲的理由。包二奶、婚外情、一夜情、繁荣娼盛……这些都是近20年来,常常与广东联系在一起的关键词。广东人不自辩,传言竟成滚雪球之势,满天下乱滚,愈滚愈大,令我辈书生也忍不住要笔之于书,代为申辩了。

  或者有人会说,广东人要不是色狼,怎么广东有那么多“鸡”?有那么多性病?有那么多二奶、三奶?在许多电视剧中,广东男人不都是一副獐头鼠目,猥琐淫贱的色狼相吗?一位东北作者在文章中痛心疾首地质问他的老乡:“当你的亲人姐妹沦为娼妓,在南方男人的身下痛苦挣扎的时候,你,一个东北人,有没有想一想,这究竟是为什么?”

  “南方男人”这几个字格外刺眼。不知在这位作者的想象之中,东北女子到广东做娼妓,是不是好像高贵的公主被乞丐强奸一样?是不是如果她们在北方男人身下挣扎,就不那么痛苦,不那么屈辱呢?

  以前香港人把北方娼妓叫做“北菇(姑)”,现在广东人也跟着这么叫。发廊、歌舞厅、夜总会、VIP房、桑拿浴室、酒吧……这些地方一度都沦为色情活动泛滥的场所。许多浓妆艳抹的少女,白天在城市边缘的出租屋里睡觉,入夜则出没于酒吧、宾馆、夜总会,游荡在闹市的霓虹灯下;在旅游区的酒店,三陪女三五成群,集体行动。一旦发现目标,衔尾追击有之,前后兜截有之,登堂入室有之,午夜电话有之,死缠烂打有之,各种手段,无所不为。你要学生妹,她们马上穿上校服,背上小书包来;要辣妹,立即歪扎上马尾,换上黑色“朋克”装;要制服诱惑的,一转身换上空姐制服。总之,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少一点定力的,都会抵御不住而失身。

  我开车从107国道上经过,看见一群群女孩在路边列队,一边向过往汽车招手,一边发出尖叫,场面蔚为壮观。我到粤东一个县城,当地人盛情邀请我去泡温泉,那儿有许多女孩随便挑,陪浴、按摩、捶骨、陪玩、陪睡——只要你肯掏钱,想她陪什么都行。我婉言拒绝之后问:这些女孩是当地人还是外地人?他们说,以前有当地人,但现在生意都被北方人抢跑了,“北方女孩长得靓嘛。”我奇怪地问:政府不管吗?他们振振有词地说:你不让他搞,旅游业萎缩了,酒店倒闭了,政府养活这些人吗?呜呼,难怪公安年年扫黄,但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效果总是不如理想。

  其实,在婚姻、家庭、道德方面,广东人的本质是保守主义的。

  大家在痛骂广东人“饱暖思淫欲”的同时,其实并不太了解这个市场的供求关系,到底是嫖客制造了娼妓,还是娼妓制造了嫖客?也许这又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争论的意义不大,因为这一切发生在广东,所产生的种种社会问题,也要长久留在广东,由广东人去承受。

  改革开放以后,“繁荣娼盛”现象,在1980年代已经初现端倪。开始人们还不太肯承认,因为1949年以后,中国毕竟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把娼妓消灭得一干二净。人们不会认真研究那时的娼妓是如何消灭的,却陷在“我们也可以把旧社会污泥浊水荡涤干净”的情结中,难以自拔,以至于当娼妓重新出现时,大家还犹抱琵琶半遮面地说:这是随着改革开放飞进来的“几只苍蝇”。

  然而,苍蝇愈来愈多,消灭苍蝇的办法却似乎愈来愈少,也愈来愈不见效。这不仅仅是广东一地的问题,而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人们再也不能把责任统统推到“腐朽糜烂的资本主义社会”头上了,有许多问题,是我们这个社会自身产生出来的。几乎所有城市都深受娼妓问题困扰,像广东这类富裕地区则尤为突出。

  无疑,“北方姐妹在南方男人身下痛苦挣扎”的情况是存在的,北方男人深感屈辱与愤怒,也是可以理解的。那些来自贫困地区的妓女,有些是为生活所迫,有些是被骗来的,有些被黑社会操纵着,做娼妓并非心甘情愿,也有的女孩发现受骗后,拼死不从,于是一再发生跳楼致残的悲剧。但也有不少妓女并非因为贫穷才出卖肉体,而是把这当成一种时髦的生活方式,其中不乏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热切地盼望通过这种生活,傍上一个大款,从其卑微的出身一跃而跻身上流社会或富裕阶层,穿名牌衣服,用名贵的化妆品,出国旅行,拥有自己的轿车、别墅和美容院。

  人们对娼妓的看法,似乎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宽容。以前虽然有“笑贫不笑娼”的说法,但社会道德观总体来说还是很排斥娼妓的,但现在这些似乎已不再是社会问题,不再是道德问题,只是个人生活方式而已。人们称她们做“性工作者”,这是一种比较尊重人格的叫法,从港台传入以后,已被普遍接受和采用。

  广东虽然有大批娼妓存在,但实际上,嫖娼者多为收入微薄的社会低下阶层人士。暴发户和有官职的人是不满足于嫖娼的,因为性交后马上付款会让他们觉得降低了自己的身份。他们喜欢“包二奶”。把一个女人包起来让他们更有成就感。这些人收入丰厚,有足够的钱为二奶买住房,买轿车,买各种奢侈品,然后支配她的所有时间。包二奶较为稳定与安全,不会在扫黄中被抓,而且可以给他们带来家的感觉,甚至生儿育女。

  广东人很奇怪,即使是婚外情,也要弄成一个像模像样的家,有线电视啦,管道煤气啦,音响啦,漂亮的餐桌和酒柜啦,一应俱全;还有工人房、儿童房,窗明几净,墙上挂着精致的装饰画,阳台种着米兰、文竹、茉莉和万年青。不知底细的,还以为进了一个文明家庭的样板房呢。

  这些人标榜“喜新不厌旧”,虽然包了二奶,但不会轻易抛弃结发妻子,“娶妻娶德,娶妾娶色”,各有各的用途。他们自有一番高妙理论:男人好比茶壶,女人好比茶杯。一只茶壶通常都要配几只茶杯的。谁见过商店有“一壶一杯制”的茶具出售?难怪古人要大发感叹:“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

  花都有个包工头,从1982年至1988年,在广州先后与6名女子以夫妻名义同居,成了名符其实的“妻妾成群”。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当年曾引起不大不小的轰动。据统计,广州市法院1985年收到重婚案27宗;1986年28宗;1987年15宗;1988年17宗;1989年20宗。广东省妇联1996年至1998年接受包二奶的投诉分别为219宗、235宗和348宗。呈逐年上升之势。而1996年至2000年广东省各级法院共判处重婚罪383人。实际情况比这严重得多,因为大量重婚案并没有闹上法庭,甚至也没有人投诉。

  广东女人对家庭的忠诚度,对丈夫的容忍度之高,在全国首屈一指,有时高到让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程度。尽管包二奶在广东某些地方成了一股风气,竟出现“二奶村”之类的景观。但大部分广东女人对丈夫脚踏两条船,都采取逆来顺受、忍气吞声的态度,甚至愿意妻妾同处一室,仅仅是为了保住家庭,保住子女不受伤害。

  官方认为:重婚纳妾、包二奶、姘居、婚外恋等现象愈来愈普遍,已开始威胁到法定的一夫一妻制了。包二奶的表现形式是以金钱物质利益供养婚外异性,有的提供住房、汽车、生活费用,有的养暗娼,有的以秘书、保姆形式保持性关系,有的公开妻妾同居。包二奶的人不仅有港商、台商,还有内地厂长、经理和党政干部。

  以前包二奶是很隐蔽的,现在愈来愈公开化了。社会的价值取向,也渐渐向这种行为低头,认为有能力包二奶是有本事——有财有势的表现。不少男人对此毫不隐瞒,甚至夸口炫耀。据官方数字透露,到目前为止,广东揭发出来的贪官污吏,95%以上都有包养情妇。宝安区区一个信用社主任,大肆贪污公款,仅花在几个二奶身上的金钱,就多达2000多万元。

  有能力包二奶的,大部分是中年以上的富人。然而,这个社会上,还有一大批口袋里钱不多但又充满焦虑与渴望的年轻人,自认为有知识、文化层次较高,急于要获得一张通往这个花花世界的入场券,他们牢牢记住了张爱玲说过的话:“来得太晚,快乐也不那么痛快。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

  他们的事业虽然还不稳定,必须努力拼搏,才能再上层楼,但对目前的身份、职业、社会地位——通常是从事IT业、保险经纪、股票经纪、广告设计师、律师、唱片骑师、美术教师之类工作——已比较满意。他们与暴发户和贪官的最大区别在于,他们既不愿意嫖娼,也不会包二奶,违法犯罪的事情他们不愿干,也花不起那个钱。但在妻子或丈夫之外,拥有一两个不定期幽会的情人,却是必不可少的,甚至可以给予他们某种身份的安全感。情人,这个充满文艺味的词,有时简直是一个文化的标签。

  和情人一起喝喝爱尔兰咖啡。听听音乐会。讨论一下几米漫画的人生哲理。谈论云门舞集。谈论摇滚歌手的私生活。谈论村上春树和博尔赫斯。当气氛合适时,他们会交流一下对一夜情或婚外恋的看法,“要不要试试?”他们半打趣半认真地问,这是他们之间的一种小游戏。有时他们会发出“我为什么要这么活着”之类的感叹。然后相约一起去风味街试吃各种小吃。在烛光下互相凝视。在酒吧里尖叫起舞。一起在午后的阳光下沏乌龙茶。幽幽的叹气。目光朦胧。浅笑。憧憬着流浪。一起去游山玩水。以及诸如此类他们认为比较高雅的、上档次的活动——当然,无论怎么高雅,最终还是要上床的。

  “没有情人的人是可耻的。”这是他们的口号。这些人自视甚高,自以为是专业人士、文化精英,深信自己身上有一种令异性着迷的气质。他们的原则是“不主动,不拒绝,不负责”。当然有时也会主动的。他们还有许多类似的格言,比方说,“风流而不下流”。和异性相处时,他们便不停地琢磨如何才能把风流发挥到极致而不被人觉得下流。

  有广东朋友不服气地反驳我说:这类人是有的,不过不是广东人。你留意一下,在昏暗的酒吧或咖啡室里聊天而神情暧昧的男女,有几个是讲广东话的?我留意了一下,果然讲广东话的不多。不过这能说明什么吗?什么也说明不了。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广东人,因为有太多的外省人在广东生活,对许多事情,我们根本无法明确指出:这是广东人干的,那是外省人干的。这些是广东的传统,那些不是。就好比你侄子到你家做客,把邻居的玻璃打破了,人家一样会把账算到你头上。

  从1980年代开始,广东被人们视作一个性开放、性自由、性放纵的地方。大有众口烁金,积毁销骨之势。对此,我倒认为不应沉默,而要坚决驳斥。有一本谈论广东人的书居然写道:“广东人认为‘纳妾’是理所当然的,天经地义的。那么广东人如此理解‘纳妾’,对情人就更加宽容了。”完全是危言耸听,胡说八道。我没见过哪个广东人认为纳妾是天经地义的——除了纳妾者本人。广东人对情人的宽容,也并非完全认同这种现象,只不过觉得这是人家的私事,旁人不便干涉而已。所谓的宽容,是建立在尊重别人私生活的信念之上,并不等同于赞赏。

  把广东描写成一个人欲横流的可怕渊薮,不过是一些三流色情写手的意淫之作。只要你稍微想一下,在广东这里常年生活着1亿人口,有多少娼妓?有多少二奶?你就会觉得情况并不像某些人惊呼的那么一团糟糕。2002年,广东省妇联作了一项问卷调查显示,广东省初婚者比例较高,而离婚率较低,有六成被访者对婚外恋持否定态度;城乡居民对自己婚姻满意的占80.6%。

  另外一项调查是重庆市妇联所做的,结果显示,只有三成重庆人反对婚外恋;63%的重庆市民对婚姻表示满意。而上海的离婚率则达到0.49%,比中国的平均离婚率高出大约2.5倍,是全国离婚率最高的城市。据某些社会学家预测,进入2000年之后,中国的离婚率将以每年200万对的速度递增。相比之下,广东的离婚率一直处于低水平,1996~2000年平均只有0.12%。当然,离婚率的高低,不能证明社会道德水平的高低,但从这些数据也可以看出,广东并不是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是一个大淫窟。

  娼妓、婚外恋、重婚纳妾这些问题,并不是广东的土特产,而是全中国都要面对的问题。我这么说,并非要用别人身上的毒疮,来证明自己生疮是名正言顺。我只是想指出,要解决这些问题,不是广东一地所能独力承担的,它涉及到整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地区差别、贫富悬殊、价值重建以及如何立法执法等一系列问题。

  在我认识的广东人当中,绝大部分都十分纯朴,家庭观念比许多北方地区的人还重,为了妻儿老小,他们很能吃苦耐劳,一人兼两三份职是家常便饭,为了挣外快,他们可以一连熬几个通宵,把眼睛熬成熊猫眼,嘴里还说“没事没事”。可是你让他和情人烛光晚餐,红酒牛扒,他会觉得是极大的奢侈,宁愿到茶餐厅吃碗云吞面然后回家睡觉。

  他们从心底看不惯那些花天酒地的暴发户(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的暴发户),也痛恨包二奶一类破坏家庭的行为。2000年全国妇联对广东、四川等10个省进行修改《婚姻法》的调查,在广东发放的问卷显示,近半数的广东人要求刑事处罚婚外恋。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广东人主流的价值取向。

满天神佛:拜得神多自有神庇佑?

  中国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儒家文化。按《说文》的解释:“儒,柔也,术士之称。”似乎与巫、史、祝、卜是同一类的职业。不过到孔子手中,已变成“畏天命”,“敬鬼神而远之”了。孟子也说:“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由此而见,儒家似乎是信天命,而不信鬼神的。但广东人则既信天命,又信祖先,又信鬼神,且笃信程度,在全国数一数二。

  广东人所拜的神,几乎无所不有,凡想得出来的都要拜上一拜,好像生怕少拜一个,就会因不敬虔而被上天怪罪一样。从玉皇大帝、观世音菩萨、如来佛祖、弥勒佛、天后元君圣母娘娘,到关圣帝君、南海神、冼夫人、金花娘娘、康公主帅、黄大仙、三山国王、太上老君、吕祖、城隍公、天官、药王、福禄寿三星、床脚婆、招财猫、上帝、孔子、盘古、龙神伯公……直至一块石头、一堆泥土、一座桥,一只长了三条腿的猪,或者一棵老树、一朵花,都有可能成为人们三跪九叩的对象。

  从表面上看,好像一出荒唐的闹剧,其实,包含了广东人对生活无常的忧虑。以前人们多在海上谋生。大海风云万变,危机重重,生死往往悬于一线。母亲每天都要担心,儿子出海能否平安归来?妻子担心,丈夫出门谋生会遭遇什么风险?

  贩夫行商的生活,与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农耕生活大不相同,充满着不确定性的悬念。人生的虚幻感与现实相交融,又相抗争,交织成一种复杂的矛盾心理。一生穷达,既然自己无从洞悉,只好交付鬼神。

  另一个原因,可能与南方的气候与地理环境有关的。广东潮湿温热,山区瘴气弥漫,容易滋生各种奇难杂症,药石不能见效,人们只好求诸鬼神。在古书上,类似的记载,屡见不鲜。《双槐岁抄》一书写道:“南人凡病,皆谓之瘴。率不服药,唯事祭鬼。”而《舆地纪胜》则写道:“士人遇疾,唯祭鬼以祈福。”在《金志》中亦有记载:岭南人“疾病辄饮水,重巫轻医药。”流行疾病也是容易导致人们尊鬼拜神,相信命运的重要原因。

  但广东的神为什么会如此之多?据民俗学家调查,番禺钟村镇一年之中就有100多个神诞,不仅有公共的神,各村还有自己的神。我想这可能与他们的祖先来自四面八方有关。张三从河南到广东定居,带来一个神祗;李四从山东到广东定居,也带来一个神祗;王五从安徽到广东定居,又带来一个神祗。结果,积少成多,聚沙成塔,广东便成了十方神仙会师的地方。

  如果你到番禺沙湾三善村转一圈,准会对广东人拜神的热情,大感惊奇。在你眼前,竟有6座祠庙——潮音阁、报恩祠、社稷神庙、先师古庙、神农古庙和鳌山古庙——在一个水月台上排列着,分别供奉观音娘娘、土地公公、三宝佛、鲁班、放牛仔、和合二仙、齐天大圣孙悟空、文昌帝君、天后妈祖、金花娘娘和十二奶娘等神祗。掌管各方面事务的神祗,几乎都到齐了。一条村居然有6庙共存,亦堪称奇景了。

  很多时候,广东人拜神只为求个心安。所谓“礼多人不怪”,菩萨亦然。总之入庙烧香,见佛叩头,就不会有错。广东人常说:“拜得神多自有神庇佑。”这是一种长线投资。他们没什么非份之想,所祈求的,也不是什么大富大贵,只是家宅平安而已。小小心愿得以实现,也要立即到寺庙装香还神,酬谢神恩。

  广东人虽然热衷于拜神,但与宗教无关。他可以完全不了解佛教教义,但非常虔诚地参加每月的水陆大会;非常虔诚地在大雄宝殿上焚香跪拜祈祷。广东人把拜祖先也列入了拜神的范畴,许多家庭都有每月初一、十五烧香拜神的习惯。古书上说:“粤人佞神,妇女特甚,所有桥梁江岸、片瓦拳石,无不指为灵验而神明事之。老妪杯珓之卜,群儿扁额之奉,源源而来,几无隙地。”有一首竹枝词写道:“粤人好鬼信非常,拜庙求神日日忙。大树土堆与顽石,也教消受一枝香。”这些现象,直到今天仍时有可见。

  以前人们说“顺德祠堂南海庙”,形容广东人热衷于拜祖先、拜鬼神,祠堂、寺庙遍地都是。老人们总是这样教诲后生:“宁可食少餐,拜神唔可以悭(不能省)”。潮汕、客家地区,对修祠堂,拜祖先,敬鬼神也同样重视。许多华侨在海外赚了钱,就回乡修祠堂,村与村之间、族与族之间,形成互相攀比的风气,祠堂规模愈修愈宏大。

  流风所播,广东人对风水、命理、运程、意头这些东西的迷信程度,恐怕无人可及。室内设计师要懂风水学,会看罗盘;装修、搬家、出行、开张、婚娶、破土、交易、打扫卫生都要择吉日;家里或办公室哪是吉神方位,哪该摆一只招财猫,什么位置挂一面八卦镜;养多少条金鱼,多少条红,多少条黑,鱼缸里要摆几颗鹅卵石,都有无穷的学问。

  许多城镇都设有拜神用品专门市场,从香裱、香烛、元宝、冥钞、锞子,到纸仆人、纸三陪小姐、纸手机、纸麻将天九、纸别墅、纸劳斯莱斯,到《金刚经》、《大悲咒》的录音带,应有尽有。《八卦现代风水学真解》、《中华测字术》、《教你断八卦》、《周易预测学》、《卜筮正宗》、《六爻神鬼经》一类图书摆满书摊,长销不衰。

  七月十五人称鬼节,家家户户在门口焚香烧纸。不仅农村乡镇如此,即大城市亦不能免俗。这天街巷民居都被烟雾笼罩,住宅大厦的走廊亦弥漫着浓烈的檀香,呛人呼吸。走进广东的茶楼、酒楼、茶餐厅,甚至西餐厅,几乎间间都设有神龛,供奉着关帝、财神等神祗,不过大都已不用明火香烛,而改用蜡烛形的电灯了。这是一项很幽默的改革,亦被庙观所采用。不知广东人根据什么认为神灵不会介意这种偷懒的做法呢?

  有人打麻将、买彩票也要占上一卦,看看哪里才是“财位”;赌钱时最忌被人拍肩膀;出门办事前,必须留意挂历上的“宜”与“忌”。逢七不出门,逢八不归家。要是忌出行,他们会把出差的日期推迟一天;要是宜交易,他们就会选择在这天与客户见面。甚至自己这辈子会不会娶二奶、三奶,也要求神问卜。

  工作遇到阻滞,或被上司批评,就会怀疑是“小人作祟”,要赶紧请人“打小人”。打小人就是把象征小人的小人纸、五鬼纸、男人丁、女人丁、或“小人”的相片、衣物,以各种手段毁坏,希望藉此狠狠折磨“小人”一番;或请术士画些符咒,贴在相应的位置化解;或焚烧百解灵符、解灾纸、纸船、路票、神魂执照。烧纸船的目的是把不吉利的东西载出大海,永不回来;烧路票与神魂执照是为了超渡鬼魂,希望其不再来骚扰。

  如果你问他们是不是真信这些,他们会侧着脑袋微微一笑,然后像哲人似地回答你:“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既然有这样的说法,我又何必去犯它呢?”

  广东人特别喜欢占卦算命,求签问卜,随手拿起什么都可以占卜。《番禺杂记》一书记载:“岭表占卜甚多,鼠卜、箸卜、牛卜、骨卜、田螺卜、鸡卵卜、蔑竹卜,俗鬼故也。”率凡寺庙、道观附近,总会聚集着一大群解签的、看相的、摸骨的、测字的、卖符的、看风水的、批八字的、擅长起名的“高人”,为善男信女们指点迷津。

  在日常生活中,广东人很讲“意头”。所谓意头,就是利用汉语的谐音、隐喻、象征等等手法,表达一种吉祥的意义,如红枣、花生、桂元、莲子代表“早生贵子”;发菜猪蹄(手)代表“发财就手”;客家人年初七要吃七色菜,即生菜、芹菜、韭菜、芫荽、蒜苗、葱,外加鱼和肉,代表生财、勤力、长久、缘分、计算精、聪明,鱼与“余”谐音,肉与“禄”谐音,合起来就是有余有禄。广东人避免说舌头,因“舌”与“蚀”谐音,不利生意,所以舌头叫脷;猪肝的“肝”与“干”谐音,亦不利生意,所以改叫猪润;酒席上的干杯也因此要改叫“饮胜”;空屋的“空”与“凶”谐音,所以要叫吉屋;通书的“书”与“输”谐音,所以要改叫通胜。诸如此类的例子,俯拾皆是。

  外国人未必能领会其精妙之处,年轻一辈的广东人,也未必尽能明白。比方说,过年摆一条鲮鱼在米缸里,许多人都知道是取“年年有余”之意,但祭祖的菜式为什么只能六样、八样,而不能五样,就不一定人人皆知了。原来“五”与“忤”谐音,在祖宗面前,当然不能“忤逆”了。

  逢年过节,也是这类“意头”食品大行其道的时候。各宾馆酒家的团年饭,不是锦绣前程宴,就是五福临门宴;菜式不是“鸿图展翅”(红烧大群翅),就是“包有盈余”(鲍汁扣鲍鱼)。过年时在客厅摆放年桔是取大吉大利之意;放置几根连头带尾的甘蔗(甘蔗是逐节长高的),祈求小孩子快高长大,大人的事业步步高升。

  广东人一听见“8”就眉开眼笑,因为与“发”谐音;一听见“4”就皱眉头,因为与“死”谐音。广东很多高楼的电梯按键都没有4楼,只有3H。大致上,18(实发)、23(易生)、26(易捞)、28(易发)、98(久发)、93(久生)、168(一路发)、338(生生发),都是吉利的数字组合。反之,14、24、56(没得捞)、58(没得发)、5354(不生不死、不三不四)、9413(九死一生),就是不吉利的组合。广东人对数目字的排列,有着惊人的热情,从电话号码、车牌号码、门牌楼层号码、工号、银行密码,到商店开张日期、结婚日期,乃至医院病床的编号……广东人都在绞尽脑汁,力求趋吉避凶。

赌风炽烈:把百万富翁的美梦做到底

  广东人好赌,好博彩。赌博在广东有上千年的历史,根深蒂固。花会、番摊、山铺票、白鸽票、闱姓、字花、麻雀、天九、纸牌、诗票、牛牌、彩票,乃至斗鸟、斗鸡、斗蟋蟀,五花八门的种类,遍布城乡,无孔不入,几乎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赌的。有些赌博根本无须本钱,人人可赌,《清稗类钞》描写广东人的赌博,“胜则攫赀而去,不胜则以衣履为质,再不胜则以人为质。”病态赌徒终日沉溺其中,不可自拔。有人甚至夸张地形容:广东人“由小以至大,由富以至贫,由晨以至夕,无老无幼,无贵无贱,无男无女,无智无愚,大都以赌为生,以赌为乐。”

  广东人的好赌,是出了名的。粤语中的“博命”,北方人理解为“拼命”,其实本意是用生命作赌注,尽博一铺。粤语有不少俚语,都与赌博有关:打骰(指管事的人)、好彩(幸亏、幸运的意思)、差一皮(差一截,“皮”为番摊术语)、食诈糊(一场高兴一场空之意,麻将术语)、有杀冇赔、揭盅(公开真相)等等,都是从赌桌上来的。广东人在表示愿意承担一切责任时,常常会拍着胸脯说:“大大都杀起。”原意是指赌钱时,即使下很多的注码,都可以受得起。

  以前海外的广东华侨也喜欢赌,他们想回家乡,又没有水脚(路费),便经常做着“一铺返唐山”的白日梦——靠赌博一次赚够回乡的水脚。我不知有几人能梦想成真,但这句话,在老华侨中却流行了几十年,听得人耳朵都起了茧。

  我在1923年的报纸上,看到一篇关于广州人赌博的报道,颇为触目惊心,记者写道:“东关,东门外之东皋、川龙口、东市街等处,合共开设地摊,约数十台,闹赌与博者,日夜不绝。南关,最热闹者为天字码头,该码头棚内摆设地摊牛牌等财赌博约有五十余台,任人赴博,并无人守卫。自永汉路见之,只见该码头万头攒动,伏地围博,有如趁市。”从这段文字,可以窥见当年广东的赌风是何等炽烈,省会城市犹如此,更不问乡村了。清末民初,广东被冠以“赌国”的恶号,也不完全诬罔。

  赌博的祸害,在此不必多说,从古到今,因为赌博而倾家荡产,卖妻鬻子,沦为盗贼的故事,洋洋盈耳。但赌博既然在广东盛行了上千年,那它就必定会在人们身上留下一些东西,在血液中沉积下来,悄悄地起着化学反应,在绵长的日子里,继续影响着人们的心理、性格与习惯。不管我们承认与否,但当我们描述广东人时,很容易就发现它的存在。

  今天发行的各种彩票,无论我们把它们形容得如何天花乱坠,把它说成是高尚的公益事业,但它们带有鲜明的博彩性质,却是不争的事实。试问买彩票的人,有几个不是做着花两块钱博个百万富翁的美梦?舆论也是这样引导的。

  “广东体彩2003年造就了147个百万富翁!”

  这是某新闻网站的大字标题。害得我的头脑几乎又要发起烧来了。

  广东的彩票销售量,一向名列全国三甲之内,经常是一枝独秀,占据了全国彩票收入的1/3。以2004年第4期足彩为例,全国各省市区的销量都在下降,连北京、辽宁等地都降至千万元以下,唯独广东仍保持3299万元的销售量,气势如虹,占了全国销量的27.51%。广东的福利彩票销售,也几乎年年都稳居全国第一。

  这固然因为广东人有钱,但也反映了他们喜欢博彩的传统。人人都渴望成为百万富翁,但通往百万富翁的路却很窄,千千万万的人挤了一辈子也没挤上,而彩票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希望。“中了,我的人生将会完全改观;不中也不要紧,做善事嘛。”他们这样说服自己走进彩票销售点。甚至在发生西安宝马案后,舆论强烈质疑彩票的公信力,对广东人买彩票的热情,也没有太大的影响。

  广东不仅有公开发行的彩票,还有地下发行的私彩、地下赌波(球)、非法六合彩等形式的赌博活动。人们对2002年世界杯期间的广东那股非法赌波的汹涌浪潮,记忆犹新。当时有人估计,地下赌波涉及波缆高达上百亿元。内地庄家与香港外围集团互相勾结,进行收受投注及对盘套戥。

  地下六合彩是另一种大型非法赌博。我们无法统计,究竟每天有多少关于六合彩的短信,透过空气飞来飞去,传入人们的手机;社会上时而盛传某电视台的卡通片有玄机透露,于是一到动画片时间,赌徒们就如蚂蚁般围在电视机前;时而又盛传天线宝宝有透码,于是大家又一窝蜂跑去看天线宝宝。不知有多少人被骗;有多少金钱流入了非法庄家的腰包。至少我的手机三天两头就会收到“香港六合彩公司内部人员透码包中,今期先供特码玄机,三八离合出真码,一七有玄机”之类的短信息,令人不胜其烦。

  据广州市公安局称,他们受理的“有害短信息报警”,其中六合彩类的短信息共占报警总数的55%,中奖类短信息占总数的35%。尽管警方不断施以打击,但地下赌博依然屡禁不止,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

  以前人们就说,“粤人好赌,出于天性。”不过,为什么会有这种天性?莫非也是水土原因?却没有人说得清楚了。这种天性对人生观也有深刻影响,广东人常用“终须有日龙穿凤,唔信成世裤穿窿”来激励自己。在事业上,他们也会像赌徒一样寻找机会,一旦看准了机会,就会毫不犹豫地下注,甚至把身家性命押下去也在所不惜。

  广东人的性格,有两个特点是与赌相关的,一个是“愿赌服输”,赢就是赢,输就是输,输了也不怨天尤人,只怪自己运气不好;另一个是“有赌未为输”,输了还可以从头再来,屡战屡败,屡败屡战。

  这种气质与习性,并不是由赌博培养出来的,而是由生存环境天然迁化而成,属于群体的性格。广东人好赌,只是这种习性的反映而已。当这种习性反映在别的领域,比方说从政、从商,或从事其他有益社会的事业时,则使人恒若有一种超越成败的大将风范。

江湖险恶:谁把我的家园搅得乌烟瘴气

  广州的治安,一向是最受人们诟病的问题之一。

  在我童年时代,广州是一个很宁静的城市,几乎没有什么偷窃和抢劫的事情发生。夏天闷热时,很多居民都打开家门睡觉,甚至把床搬到人行道上,根本无须担心被小偷光顾。现在,“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景象早已绝迹了。取而代之的是层层防盗门、防盗网、铁闸,大门上一律装上猫眼、防盗链扣。大家出门都小心翼翼,手机不要别在腰上;女人上街最好不要穿金戴银;挎包最好斜挎,不要单肩挎;如果你是用背囊的话,干脆把它背在身前,以免招惹盗贼。马路上五步一岗,十步一哨,手持棍棒的治安联防队员虎视眈眈,盯着公交车站和过往行人。

  许多人一谈起广州火车站,都觉得惊心胆颤。这里是广州治安的一个缩影,广州治安好转,这里是最后一个好转的地方;广州治安恶化,这里是最先恶化的一个地方。小偷和骗子神出鬼没,长途汽车强行拉客,飞车党抢劫旅客物品、倒卖火车票、售卖假票、电话宰客、行骗、勒索、吸毒贩毒、强买强卖、卖假发票……政府每年都要对火车站进行声势浩大的“治安专项整治行动”,动用的力量包括城管、警察、武警,甚至海陆空三军联合纠察队。

  “有些时候我真想去统计一下广州市内到底有多少人是以偷抢骗为生的。”一位市民在网上说。他已经怒火熊熊了。人们有理由愤怒。这还是我们可爱的广州吗?骗人的手机中奖短信满天飞;办假证、开假发票的“牛皮癣”电话号码写满街;做生意一不小心可能就收了张伪钞;高薪招聘、丢包分财、电话促销等等骗术,也纷纷粉墨登场。小孩被告诫千万不要和陌生人交谈,不要给陌生人开门,更不能接受陌生人的任何物品。女孩子晚上不要与陌生人单独乘坐电梯,哪怕在电梯门还没关上时,有人赶来大叫“等等,等等”,你也千万不要好心按“开门”键,应死死地按住“关门”键不放手。

  各种关于被骗、被抢、被奸、被绑架勒索的故事,在市井坊间广为流传。老百姓忧心忡忡。有人因为抽了陌生人的烟,变得迷迷糊糊,不仅把身上的钱全掏出来了,还带歹徒回家,把存折、金饰,统统交给了歹徒。有的匪徒抢劫财物时,先把事主抬起来头朝下往地上摔,直摔得头颅碎裂,半死不活。令人闻风丧胆的“仆头党”用砖头把人砸得脑门开花,然后再行抢劫。

  我好几次从粤东或粤西地区乘坐长途汽车到广州,坐的都是直达快车,我的本意是为了快,但上车时听见乘务员提醒大家:“为了乘客的安全,本车沿途不停站,直达广州”,我才醒悟到原来还有这个原因。

  直达快车走高速公路,还算舒适安全,但那些站站停的长途汽车,就比较危险了。你一上车,可能就会有骗子哄你玩扑克牌,哄你说易拉罐中大奖了,和你玩起掉包术。你不信也不行,他们连哄带吓,如果你还不就范,可能就要受皮肉之苦了。有人总结出从广州至深圳长途汽车上的5大陷阱:

  一、不走高速公路,专走偏僻道路 ;

  二、中途把人分批丢在路上;

  三、中途上来一伙骗子,设局骗人,或上演闹剧,利用迷药骗乘客用人民币换假外币;

  四、中途换车,然后换一伙人收钱,如果没零钱让他们找,他们就会给伪钞;

  五、最后在离深圳比较近的一个地方把剩下的人统统丢掉。

  改革开放之初,外地劳工浩浩荡荡涌入广东,干着城里人不愿干的最苦最累最脏最危险的活,拿着最少的工钱,享受最低的待遇。城里人对他们感激不尽,而乡下人也找到了入城工作的机会。好像是皆大欢喜。许多大型基建项目,还有绝大部分乡镇企业和外资企业,都是靠他们支撑起来的。对双方来说,这个时代开始时是极其美妙的,人们期待着城乡“双赢”的结局。

  但到1990年代,玫瑰梦开始渐渐黯淡了。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陆续出现,任何人都看得出外地劳工的状况令人担忧,但似乎找不到好的解决办法。直到1994年,震惊全国的湖南麻阳匪帮在广州闹市公开洗劫了一辆双层巴士,杀死1人,刺伤2人,随后又洗劫一辆新福利公共汽车,杀死一名来自新西兰的乘客。匪首张治成和他的同伙原来就是广州一个建筑工地的湖南籍劳工,他们第一次杀人犯案是在1992年。两年来,这伙匪徒持枪在广州、东莞、深圳等地杀人抢劫,共杀死了17个人,仅在广州一地,就杀死了14人,打伤30多人。人们一片惊愕。这件事引起的震惊之强烈,不亚于当年的唐山大地震。

  麻阳匪帮一案开启了一个“互相猜疑的年代”。本地人与外地人之间的鸿沟明显比1980年代加深了。犯罪浪潮席卷而来。贫富悬殊成了忿忿不平的根源。从这时起,涌入广东的不仅有建筑工人、流水线的装配工和搬运工,也有来打家劫舍的、绑架勒索的、拐卖妇女儿童的、贩毒卖淫的。在城市的各个阴暗角落,在城乡结合部,在拆迁待建的废墟上,在迷宫一般的农民屋村里,隐蔽着成千上万从全国各地涌来的流动人员。治安之差,开始严重损害广东的形象,破坏这里的生活和投资环境。

  媒体对许多刑事案件的报道,在有意无意间,都强调罪犯是外省人,或操外省口音,给人造成一种印象,疏于管理的流动人口,是治安的最大威胁。一份报纸更直指广州的社会刑事案件,有80%是外省人干的。记得在1998年,广州社情民意中心做过一个调查,广州人对社会发展最不满意的是流动人口的管理(占70.5%)和治安状况(占60.5%),连续两年排在头两位。

  这种状况,在进入21世纪之后,仍然没有好转。2004年底,广州市社情民意中心以相同的问题,再次做了调查,结果,在1000多名受访者中,仅20.8%的市民对广州治安表示“满意”或“比较满意”,不满意程度比20世纪末的调查还高。一位市民在网上疾呼:“你可以做鸵鸟,但我们不行!”

  有朋友和我说起一件事——他一再声明,自己对外省人毫无成见,他的同事大部分都是外省人,大家相处融洽——他说,有一天他深夜单独回家,发现有人跟在后面,他走快那人也走快,他走慢那人也走慢,足足跟了他两条街。他心里有点发毛了,不知是不是遇上“仆头党”之类的大盗。这时,后面的手机响了,那人开始用白话讲电话,我的朋友顿时大大地松了口气,有一种“安全着陆”的感觉。

  类似的故事我在网上也见过。许多广东人一说起外地人在广东作奸犯科就咬牙切齿,怒不可遏。一位市民在网上发表文章痛心地说:“整个广州就像一个被侵略的城市,像鬼子进村烧杀抢掠完了就走一样。”尽管我们可以批评这种看法很片面,不负责任,带有情绪。情绪太强,则不能理智地讨论问题。但却不能否认它具有普遍性。老百姓不是社会学家,他们的判断是很直观的,看见什么就说什么。如果拿不出有效的办法消除这种“片面的情绪”,它将留下长久的阴影。

  讨论城市犯罪问题,并不是本书的主旨。我也不打算对以下的质疑作更深入的探讨:为什么北京、上海也同样有大量流动人口,但那里的治安就比广州好呢?对于一个普通的市民来说,生态城市、花园城市、穿衣戴帽工程、光亮工程、亚运会工程、观光塔、大剧院这些建设规划,固然都很动人,但没有什么比生活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中更为重要的了。

  要把犯罪浪潮打下去,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和政府行政机关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作为广东人,我们与2000多万守法的外地劳工其实是站在同一阵线的,我们不仅需要精神上的和谐包容,更需要有制度上的公平保障。让所有人获得公平、公正的待遇,所有人都有免于恐惧的权利;让每一个热爱广东的人都有归属感;无论外地人还是本地人受到伤害,我们都感同身受,有如自己的兄弟姐妹受到伤害一样,那么,我们的家一定会变得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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