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有些人似乎忘了广东当年是如何走过最初那段艰难曲折的道路，忘了所经历过的风风雨雨了，有意无意间，把广东搞经济特区，说成是捡了什么便宜，好像是中央故意把一块大肥肉搁到广东的碗里似的。

　　这些人如果不是健忘，就是故意歪曲事实。

　　当年中央在广东搞特区，并不是对广东的“特殊照顾”，而是要广东做“摸着石头过河”的开路先锋。1978年底，当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的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时，并没有确定是哪些地区；中央提出有些地区可以先走一步时，也没有一个明确的对象。广东可以争取，其他省也可以争取；深圳、珠海、汕头可以争取，上海、大连、秦皇岛、天津、温州、宁波、烟台、青岛、北海等城市也一样可以争取。中央并没有特别垂青广东。

　　然而，全国上下，北京是雷打不动的，上海是左右观望的，只有广东看准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全力争取。事实上，不是中央逼广东“先行一步”，而是广东主动要求先行一步的。1979年1月，作为建立经济特区第一声起程炮的《关于我驻香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建立工业区的报告》，就是由广东省和交通部联合向国务院报送的。就这样，蛇口凭着努力争取回来的审批500万美元项目自主权，和交通部招商局利润留成中5000万元投资自主权，在两平方公里多一点的海滩上，开始了历史性的冒险改革……

已经发了一千年，还叫暴发户？

　　在各种贬损广东人的言论中，除了“文化沙漠”之外，还有一个听得人耳朵起茧的，就是“暴发户”。什么叫暴发户？一个穷光蛋捡垃圾时捡了一块大金砖，这就是暴发户了；一个人用两块钱买彩票中了个500万头奖，这也是暴发户了。但广东怎么暴发？有人不服气地说，广东之所以富甲一方，不过是拜中央政策所赐，如果不是中央照顾你们，让你们喝到改革开放的头啖汤，广东能发起来吗？

　　这是对历史的无知。

　　早在两汉时代，靠着海上丝路，广东已经走上发家致富之路了。当然，金山银山不会凭空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会自己从地底冒出来的，而要靠广东人风里浪里，千辛万苦，拿性命博回来的。我们不妨想象一下，当年的广东商人，驾驶着远洋大船，满载丝织品、陶器、青铜器，扬帆出海。而当他们返航时，船上则满载珠饰、犀角、象牙、玳瑁、璧琉璃、琉璃、水晶、香料等物品。从内地来办货的商人，云集码头，攀肩搭背，踮起脚尖，期待着大船靠岸。那是多么令人欣喜若狂的场面啊。《汉书》上说：番禺“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可见，早在两千多年前，广州就是一个内地与海外货物交易的集散地。

　　隋朝是历史上的一颗超新星，与秦朝相仿佛，光芒耀眼而短命。隋朝对南海贸易十分重视，广东的贸易地位迅速上升。广州与其他城市间，“运漕商旅往来不绝”，据唐相李吉甫追述：“（隋）炀帝开通济渠，自扬、益、湘，南至交、广、闽中等州，公家运漕，私行商旅，舳舻相继。”一派兴旺繁盛的景象。唐代广东人的远洋商船，早已乘风破浪，到达印度洋、波斯湾和东非海岸了，天下财富滚滚而来。

　　李唐末年，藩镇之乱造成了天下分崩离析的局面。南汉王朝乘机割据一方，虽然天不假年，但由于它是自立为王，自己赚钱自己花，无须向长安缴纳赋税，因此，反成了广东历史上一个最奢华靡丽，最纸醉金迷的时代。据史记载，南汉皇帝“广聚南海珠玑，西通黔、蜀，得其珍玩，穷奢极娱，僭一方，与岭北诸藩岁时交聘”，根本不把中原放在眼里，“有欺四方，傲中国之意。每见北人，盛夸岭海之强。”

　　宋、元两代都实行海禁。在高压政策之下，海外贸易急速萎缩，元气大伤。明代也屡禁海民通番，禁止使用番货，甚至连出海捕鱼也属违法，就是一块木板也不准下海。我们在嘉靖皇帝的上谕中，可以看到如此命令：“查海船但双桅者，即捕之，所载即非番物，俱发戍边卫。” 天下岂有比之更荒唐事。但由官方机构市舶司垄断的所谓“四夷朝贡”贸易，不在禁例之内。嘉靖年间，朝廷取消了福建、浙江两个市舶司，只留下广东市舶司，继续运作，成为中国海上丝路的唯一港口。而内地的货品，也只能长途贩运至广州出口，人们把这叫做“走广”。

　　虽然朝廷严禁出海，但利之所在，天下趋之，何况长袖善舞、多钱善贾的广东人？“山高皇帝远，海阔疍家强”，明万历年间，广东商人纷纷合资造船，结成贸易团伙，冒险出海。 “广东奸商，惯习通番，每一舶推豪富者为主，中载重货，余各以己资市物往贸易，年利恒百余倍。”这类私人船队的规模，亦颇可观，文献记载：“闽粤之人，驾双桅船，挟私货，百十为群，往来东西洋。”在茫茫南海，究竟有多少这样的商舶，终年搏击风涛，漂洋过海，恐怕是难以统计的了。

　　当时的广州城，堆金叠玉，繁华似锦，“番珠犀象如山，花鸟如海，番夷辐辏，日费数千万金，饮食之盛，歌舞之多，过于秦淮数倍。”在十八甫一带，官府建起了精致华美的怀远驿，以招徕外商，驻泊买卖。绸缎、铁器、蔗糖、布匹、茶叶、地席、木棉和瓷器的货栏，一家连着一家，成行成市，货如轮转。

　　到了大清开国之初，由于郑成功在台湾反清，朝廷继续厉行海禁，但后来台湾收复，海禁也随之松弛。1684年，康熙皇帝下令开海贸易，设立粤、闽、浙、江四海关。在广州，指定以十三行总揽对外贸易，负责转达承办官府与外商的一切交涉。广东人的黄金时代又来了。

　　1757年，乾隆封闭闽、浙、江3个海关，仅保留粤海关对外通商。这并不是政策优惠广州，让广州先富起来，而是皇上觉得江浙口岸离北方太近，万一被洋人入侵，难免有鱼溃之局，因此不能开放。广州离帝都十万八千里，要烂到北京，一时半刻还不必担心，就把它开放给洋人去闹吧。考究起来，有点丢卒保车的意思。不过，粤商并不管你是出于什么心理，总之他们抓住一切商机，拼命增加自己的财富。全中国的对外贸易，几乎都流向了广州的十三行。这是十三行的全盛时期。

　　屈大均有竹枝词写道：“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当年的十三行，富可敌国。潘、伍、卢、叶四大富商，凭着十三行的垄断经营，跻身世界级富豪，据说其家产总和，比当时朝廷的国库收入还要多。美国《华尔街日报》把伍秉鉴（十三行首席行商）列为世界千年50富之一，其家产达2600万银两；潘仕成的家产也有2000万银两，潘家花园的房子可容纳上千人，有法国报纸形容，其房产比一个欧洲国王的领地还要大。

　　关于他们的逸闻轶事，坊间流传甚广。有一位美国商人欠了伍秉鉴7.2万元银票，滞留广州无法回国。伍秉鉴听说后，满不在乎地把欠条撕碎，说账已结清了，你高兴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

　　伍秉鉴的儿子伍崇曜继承父业，也是一代富商。伍崇曜做生意的手法很简单，当远洋商船靠岸时，他便到码头逛一圈，甚至连详细货单也不看，随便指着那些商船说：这条船我出价若干，那条船我出价若干。金口一开，就算成交了，从来言无二价，也没人敢和他讨价还价。

　　种种市井传言，经过不断地添油加醋，在广州人心目中，变成了一个不可思议的传奇。道光年间，十三行失火，烧了七天七夜，最后那些熔入水沟的洋银竟然凝结成一条长达一二里的银锭，坚不可破！有一本叫《触藩始末》的书，描写十三行失火的情景：“夜间遥望火光，五颜六色，光芒闪耀，据说是珠宝烧烈所至。”我们这些从未见过焚烧珠宝的凡夫俗子，读了这样的记述，不禁啧啧称奇。

　　说广东人是“暴发户”，真是天大的笑话。广东人已经发了上千年，何来“暴发”一说？那些以为广东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才发起来的人，真该补补历史课了。尽管在粤北山区，还有不少贫困地区，人们的生活还很艰难。但沿海地区民熙物阜，却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广东办经济特区的过程，看看广东人是如何迈出成功的第一步的。现在，有些人似乎忘了广东当年是如何走过最初那段艰难曲折的道路，忘了所经历过的风风雨雨了，有意无意间，把广东搞经济特区，说成是捡了什么便宜，好像是中央故意把一块大肥肉搁到广东的碗里似的。

　　这些人如果不是健忘，就是故意歪曲事实。

　　当年中央在广东搞特区，并不是对广东的“特殊照顾”，而是要广东做“摸着石头过河”的开路先锋。1978年底，当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的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时，并没有确定是哪些地区；中央提出有些地区可以先走一步时，也没有一个明确的对象。广东可以争取，其他省也可以争取；深圳、珠海、汕头可以争取，上海、大连、秦皇岛、天津、温州、宁波、烟台、青岛、北海等城市也一样可以争取。中央并没有特别垂青广东。

　　然而，全国上下，北京是雷打不动的，上海是左右观望的，只有广东看准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全力争取。事实上，不是中央逼广东“先行一步”，而是广东主动要求先行一步的。1979年1月，作为建立经济特区第一声起程炮的《关于我驻香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建立工业区的报告》，就是由广东省和交通部联合向国务院报送的。就这样，蛇口凭着努力争取回来的审批500万美元项目自主权，和交通部招商局利润留成中5000万元投资自主权，在两平方公里多一点的海滩上，开始了历史性的冒险改革。

　　紧接着，广东自行在深圳划出一块地区作为试点，出租给外商，投资兴建工厂、旅馆、旅游区，按国家规定进行管理和收税；采用投标方式，价高者得；在深圳开设外币商店；兴建一些宾馆，开放梅沙、赤湾两个口岸，供游客游览、游泳、度假。所有这些，都是为了给办特区探路。

　　1979年4月，中央在北京召开有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党政军机关主要负责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邓小平提出：“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做特区。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要你们自己搞，杀出一条血路来。”这意味着，搞特区不是捡便宜，不是天上掉块大肥肉下来，而是要拼死杀出一条血路。不仅在财政上要杀出一条血路，更重要是在体制上、观念上杀出一条血路来。在文革刚刚结束，极左思想依然根深蒂固、体制严重僵化的大环境下，改革要冒极大的风险，搞不好是要人头落地的。

　　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在会上说了一句振聋发聩的话，他说：“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可能几年就上去了，但是在现在的体制下，就不容易上去。”这种“出格”的话，北京决不会说，上海也决不会说，别人都不会说，只有广东敢说。

　　广东不仅敢说，而且敢做。在中央工作会议之后的日子里，全国各省市有什么大动作吗？似乎没有。但广东在一个月后，就向中央提交了《关于试办深圳、珠海、汕头出口特区的初步设想》，一个整整齐齐的方案，摆在面前，证明广东是做足了功课。最后中央批准广东和福建两省先行一步，搞经济特区。

　　广东的确受惠于中央政策，如果没有政策的优惠，在这种体制之下，广东确实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发展起来。但别忘了，这个政策既是中央定的，也是广东人自己千辛万苦争回来的。改革初期，虽然上有政策，但真正落实起来，困难重重，中间隔着万壑千岩，阻力之大，超乎人们的想象，以致一度造成“特殊政策不特殊，灵活措施不灵活，先走一步不先走”的局面。

　　然而，广东人不会坐着等运到。1981年，在国务院召开的粤、闽两省和特区工作会议上，广东代表提出，能不能由中央定出几条大杠杠，几项大原则，在这几条大原则下，中央就不要管死我们，放手让我们去闯好了。直到今天，重读当年广东代表在会上的发言，对他们所表现出来的自信、勇敢和直率，仍不禁为之击节称叹。

　　我把广东代表的发言摘录几段在此：

　　“中央还没有给我们真特殊、真灵活的东西。有些部门顾虑重重，严重影响了中央决策的贯彻落实。”

　　“在几条大杠杠下，你们（中央）把我们忘掉好了。”

　　“你们（中央）不拿文件束缚我们，就谢天谢地了。”

　　“中央如果放手让我们去闯，我们可以发展得更快一些。”

　　当广东人冒着政治风险，努力争取政策时，为什么别的省市就一声不吭呢？有人还等着看广东的笑话；有人跑到深圳转一圈，就放声痛哭，认为红色江山已经变色了；有人说深圳除了五星红旗外，什么都不是社会主义的了。就像当年胡林翼大帅看见西洋火轮在江上鼓浪前进，便忧虑得“勒马回营，中途呕血，几至堕马”。

　　可是等广东杀出一条血路了，经济上腾飞了，一些有酸葡萄心理的人又钻出来说风凉话了：“广东只不过靠了中央的优惠政策才富起来的，给我们同样的优惠政策，我们也行。”好像广东是冷手执个热煎堆似的。

　　从邓小平说“杀出一条血路”，到现在已经25年了。有关经济特区的各项成就，全国乃至世界的大小媒体都有报道。上网搜搜，有如恒河沙数，如果把所有资料都下载打印出来，顶得上一套四库全书。我随手撷取几组数据，胪列于下，作一个小小的存照：

　　1980年代，广东有一句口号响遏行云，“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20年后，这个标语依然高高耸立在深圳蛇口。深圳建53层的国贸大厦时，三天往上盖一层楼，这个速度，在当年近乎奇迹，令全国人民惊叹不已。各行各业都急起直追，从而创造了一个“深圳速度”的神话。

　　从1980年至2000年间，深圳国内生产总值以年均递增31.3%的速度发展，大大超过以前联邦德国、日本、亚洲“四小龙”全盛时期的发展速度。2002年，深圳市GDP在全国大中城市中稳居第4位，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15%；人均GDP雄居中国大陆首位。

　　2002年的深圳，还有多项经济指标排在全省、全国乃至世界前列：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完成的工业总产值在全国大中城市中居第2位。外贸出口总额达连续10年位居全国大中城市 榜首。2003年，深圳的经济增长率再创8年以来新高。

　　仅25年间，深圳便由一个荒凉的小渔村，迅速崛起而成一座有500多万常住人口，高楼林立，交通发达，商业繁荣的大型城市。这种惊人速度，在世界历史上亦属罕见，作为广东人，能不自豪？

　　再看看珠海，25年前还是一个默默无闻、偏僻落后的小镇，现在摇身一变，已经成了全国唯一获得联合国“国际改善居住环境最佳范例奖”，以及“国家园林绿化城市”、“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等殊荣的美丽海滨城市，还被国家环保总局授予“国家级生态示范区”称号。可以预期，港珠澳大桥一旦落成，前景将豁然开朗，必另有一番景象。

　　号称“粤东门户，华南要冲”的汕头，发展也十分迅速。其间虽屡屡受到走私问题的困扰，元气大伤，但从1981年至2002年国内生产总值，仍以年均13.5%的速度递增；其中最低的2000年也比上一年增长7.3%。1992年和1997年，两度进入“中国城市综合实力五十强”。

　　作为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很多人都认为，如果当初把经济特区放在上海，以上海人输不起的性格，一定泡汤。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感慨地说，当年没有选择上海办经济特区是一大失误。但作为上海自己，为什么要坐等中央来选择她？为什么她不能像广东一样来选择自己的位置？

　　北方人是“利不十，不变法”，但世上没有百分之百赢利的好事。只要利大于弊，得大于失，广东人就会义无反顾。只有广东人才有这样的胆识和气魄，也只有广东人才有这么厚的脸皮和坚忍不屈的毅力，能够在“香三年，臭三年，香香臭臭又三年”的热风冷雨中，一边写检讨，一边坚持摸索前进，硬是闯出了一片新天地。

　　这些海上丝路的后裔，为中国开创了整整一个时代。

“我喜欢钱，没有任何虚伪地喜欢”

　　中国的传统观念是“贵农贱商”。农业是立国之本。然而，受到国家重视的农业，农民偏偏一贫如洗；而被国家轻贱的商业，商贾却反而腰缠万贯，家肥屋润。这种现象，包含了某些近乎悖论的矛盾。于是，传统文化不得不灌输给人们“安贫乐道”、“穷通有命”的观念，要求人们“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鼓励人们把家中的敝帚当成珍宝。

　　但这套道德理论，在广东却没有什么市场。广东人并不讳言自己追逐财富，也不觉得这 是一件可耻的事情。

　　人们常常称赞广东人如何勇敢地冲破儒家“重农抑商”的观念，其实，对于广东人来说，谈不上勇敢冲破，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信奉过这个观念。他们笃信的是“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几百年前，当北方人还在私塾里高声诵读“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时，广东已经是“富盛天下，负贩人多”，“四民之中，商贾居其半”了。

　　自古以来，朝廷有一种奇怪的逻辑，既要依赖广东人去赚钱，又要蔑视他们赚钱，还暗暗担心他们太会赚钱。于是，一方面，广东人创造的利润源源不绝输入国库，另一方面，还要背负着“暴发户”、“唯利是图”、“见利忘义”等等的恶名，为圣贤所不屑。雍正皇帝就曾经怒斥：“在广东本土之人，唯知贪财重利，将土地多种龙眼、甘蔗、烟草、青靛之属，以致民富而米少。”

　　不过，广东人对此似乎不太在意，或者说，他们很少去想，也不打算辩白。如果有时间，他们宁肯去想，怎样才能赚到更多的钱。

　　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他所说的小人，并非卑鄙小人，而只不过是说平民百姓而已。平民百姓谋利并没有什么可耻的。晚清大思想家魏源曾经言简意赅地指出：“故于士大夫则开之于名而塞之于利，于百姓则开之于利而坊之于淫。”大意是说，做官的人、做学问的人应以“名”为人生目标，以名教陶养精神，不必言利；而老百姓则应以“利”为人生目标，不妨光明正大地逐利求财，但要保持一个合理、合法的度。魏源这样解释儒家的名利观，可以说是跨前了一大步。

　　对于金钱，人类一向是爱恨交集。人们既信奉“钱能通神”、“有钱能使鬼推磨”之类的信条，又痛恨“为富不仁，为仁不富”的现象。萧伯纳说：“没钱乃万恶之源。”但莎士比亚却怒斥：“金子，把恶的变成善的，把丑的变成美的……”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剖析之后也得出一个结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其实，他们说的意思，都是大同小异的。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的儒家文化教导人们“视钱财如粪土”。毛泽东在青年时代也说过，“货色两关打不破，其人不足道也。”后来，毛泽东更提出要做“五种人”，即“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要求按照“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标准去修炼自己。

　　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中国人不断地狠批利润挂帅、狠批金钱至上、狠斗私字一闪念，不断在灵魂深处闹革命。经过30年的磨练，广东人和全国人民一样，越穷越革命，越穷越光荣。如果祖宗是三代贫农四代乞儿的，上街都可以横着走了。

　　这时如果你说广东人有发财相，将来会赚大钱，发大财，恐怕除了笑掉人的下巴外，不会有别的反应。

　　然而，机会终于来了。

　　1980年代是属于广东人的。他们是这个年代舞台上最耀眼的一群，从他们身上爆发出来的巨大能量，令世界目瞪口呆。一夜之间，计划经济的坚冰被他们打破了，金钱、财富、权力、市场这些概念都被他们重新定义了。

　　金钱，这个沉睡多年的怪兽，突然苏醒了。在“全民经商”之风的吹袭下，红红火火的广东的土地，仿佛弥漫着一种魔力，很多人一踏上这片土地，内心就好像有千万只虫子啃着他的心肝脾肺，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头脑昏热，心浮气燥，情不自禁地想发点什么小财。多少人终日挟着个鼓鼓囊囊的大皮包，四处奔走，逢人就打听：你要水泥吗？你要钢材吗？你要纯碱吗？我给你3%的回扣。

　　曲啸等人赞扬许多个体户把收入的很大一部分献给了国家，办了公益事业。蛇口青年则指出，这是对“左”的思想心有余悸的表现。个体户在赚钱的同时，已经对国家作出了贡献，他们应该理直气壮地将劳动所得揣入腰包。双方最后不欢而散。

　　这次争论，被当年的《蛇口通讯报》称之为“陈腐说教与现代意识的一次激烈交锋”。用今天的眼光看，蛇口青年的观点，不过是一些常识而已，但在改革开放将近10年的1988年，竟还可以轰动全国，本身就很意味深长了。有许多观念，不是盖几座摩天大楼，办几间三来一补工厂就能改变的。

　　有一次，一个上海参观团到了蛇口，其中有一位经理，对负责接待他们的深圳经理说，他在上海拿的工资，比他手下的职工还少。深圳经理十分奇怪，问他为什么经理要比职工少拿工资？

　　这位上海经理作谦谦君子状回答：“改革有不少阻力，有人议论你搞改革无非为了多拿几张花纸头。所以，我拿得少就证明我搞改革并非拜倒在孔方兄（钱）脚下。上级给我每月的补贴，我也不拿，拿了议论更多。”

　　深圳经理笑曰：“你这样做，在上海会得到‘不计名利’的赞扬，可在深圳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我一个月的工资按规定多少，照拿不误，多劳多得，这一点我不谦让。当然，如果我不称职，可以把我撤掉。”

　　这两个经典的故事，对广东人的事业观、金钱观，是十分生动的注脚。虽然那些深圳青年，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北方，他们是自己扛着铺盖卷，不远千里到南方来创业的。不过这群新客家人，已经接受了广东人的价值观——他们当中不少人就是冲着广东人的价值观才来的。

　　1980年代，金钱是个令人疯狂的东西。地皮、批文、回扣、官倒、个体户、万元户、炒更、下海、跳槽、股票……这些都是那个年代的关键词。凡是1990年在深圳生活过的人，都不会忘记这个触目惊心的场面：成千上万的人用旅行袋、纤维袋、公文包、学生书包，装着大捆大捆的钞票，带着一身酸臭汗味，挤进了证券交易所。他们当中，既有个体户、工人、农民，也有机关干部、离退休干部、待业人员、教师、学生、厂长、经理。

　　流传最广的故事是某某人要用全副身家去炒股，妻子不同意，就把身家对半分了，后来老公成了百万富翁，目光短浅的妻子只好守着那几千元后悔莫及；另一个故事是说深圳某某人在若干年前被单位摊派买了两千元股票，压在抽屉里忘了，等他想起来的时候，两千元已经变成了几十万元，就算下半辈子什么都不干也吃不完了。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类故事渐渐失去了它诱人的光芒。

　　进入21世纪，是中国市场经济日渐成熟的时期。十几年前那种“乱世英雄起四方，有钱就是草头王”，靠打几个电话，吃吃喝喝之间，弄几张批文，炒炒地皮就能一夜暴富的“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在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粤商，也进入了成熟期。

　　随着1970、1980年代出生的新一代广东人慢慢长大成人，开始进入社会，他们对刚刚过去的物质匮乏年代没有深切的体会，受1980年代那股近乎疯狂的“抢钱潮”影响也比较少。那些在1980年代曾令人如痴如狂的一夜暴富的神话，他们往往一笑置之。与其做不切实际的白日梦，不如找份合适自己的工作，老老实实挣钱，开开心心做人。他们对实现自我，比对挣大钱、揾快钱有更高的期望。

　　广州人的消费观念比较保守，他们习惯于有多少钱，办多少事；既不愿意向别人借钱，也不愿意借钱给别人。举债是一件非常不爽的事情，无债一身轻（不借债一身轻，不放债也同样一身轻）。据一项针对北京、上海、广州、郑州、武汉、成都和西安等7个城市居民进行的问卷调查表明，广州人对从“金融机构取得抵押贷款进行消费”、“有抵押的分期付款消费”等消费信贷方式的接受率最低。也就是说，广州人最不习惯于先使未来钱。

　　一说起生意经，人人眉飞色舞，谈上三天三夜也没问题，早茶午饭宵夜直落。我常常听见一些朋友口出狂言：“其实赚它一二十万并不难嘛，只要抓住机会就行。”这话听了让人热血沸腾，恨不得马上就到大街上抓机会去，拿着通讯录一边翻一边想“我先赚谁的钱好呢？”真是豪情万丈，大丈夫当如此也。

　　这是一个特殊的年代，人们积30年的能量突然爆发出来，传统的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猛然间受到巨大的冲击，摇摇欲坠了，有些顷刻瓦解，有些重新排序。这时的广州、深圳，确实有点暴发户的味道，充满了生气，充满了机会，充满了无穷无尽的希望，但也充满了危机。

　　君子爱财没有什么不对，财是养命之源，只要取之有道就行了。这是古圣贤的教导。个人赚钱的动机是高尚还是龌龊，并不重要，它不会影响一个社会的道德水平。重要的是赚钱的规则是否完善。规则的好坏才是决定一个社会好坏的关键。当社会患上种种奇难杂症时，不能怪人们“贪婪”、“自私”，怪只能怪没有一套好的游戏规则。

　　然而，许多人不在规则上做文章，却只会挥舞道德大棒乱打，拼命想关上被广东人打开的窗口。当时广东创办的《南风窗》、《黄金时代》和《南风报》，竟被批评刊名与金钱有关，与香港和资本主义沾亲带故。一时间大帽纷飞，杀气四起。人间无端之事，往往如此。这些人对金钱的恐惧，简直到患上神经官能症的程度。

　　但他们全都失望了，石头一经出现，就再也不会消失。

　　1987年，有3位“青年教育家”风尘仆仆，在全国各地巡回演讲，致力于为青年“传道、授业、解惑”，宣传爱国主义思想。他们是中国青年思想教育研究中心报告员李燕杰、曲啸和彭清一。他们的演讲，在全国各地受到热烈欢迎。

　　1988年，他们来到了深圳。在与蛇口青年的座谈会上，李燕杰和曲啸畅谈了他们参观了深圳和蛇口的感想。曲啸在称赞之余，也表示出对某些现象的忧虑，他说：“来深圳的人有建设者、创业者，也有淘金者，有个别人来深圳的目的，就是为了捞一把，这是极少数的淘金者。”

　　但“淘金者”这个词一出，马上招来蛇口青年的提问：“你说来深圳的人有建设者，创业者，也有淘金者。请你们解释清楚什么叫淘金者？”

　　曲啸说：“我认为内地有少数青年到深圳、蛇口来，目的不是为了创业，建设特区，而是图这里的生活好，工资收入多，如果钱少了，生活又艰苦，他们就不肯来了。我把这类人当作淘金者。”

　　蛇口青年立即反驳：“淘金者有什么不好？美国西部就是靠淘金者、投机者的活动发展起来的。我们蛇口青年以淘金者自居。深圳就是淘金者的血汗浇筑的。”淘金者来蛇口的直接动机是赚钱，但客观上，也为蛇口建设出了力。就如个体户开餐馆，他们的目的是谋生、赚钱，但他给国家纳税，方便了群众。这样的淘金者，有什么不好？

　　彭清一认为，美国是美国，不能和我们特区相比。美国姓资，搞的是资本主义，我们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特区，两者没有共同之处。我们不能用资本主义开发西部的办法搬来建设特区。曲啸也认为，当年美国那场西进运动，采用的互相残杀、掠夺、坑蒙拐骗手法，以及对当地印地安人的残酷掠夺，都是触目惊心的。我们今天建设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尽管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有相同之处，但我们绝不允许采取资本主义制度下所采用的那些尔虞我诈、坑蒙拐骗之类的办法。

　　蛇口经济发展研究室的一位干部事后说，我们对曲啸关于“淘金者”的议论有隔世之感。如今在经济特区，想赚钱能赚钱被认为是有才能的表现，这是历史的进步，表明自然经济、产品经济被商品经济替代之后，价值观念的变化。

　　曲啸痛心地表示：“街上跑的小车几乎都是外国的，我看了心里很难受。这说明我们落后。”但青年们觉得这个说法太肤浅，落后是体制弊端造成的。《蛇口通讯报》一位记者反唇相讥，在目前开放的主题下，没有一点外国的东西也是落后的表现。

　　另据广州市社情民意研究中心在本世纪初做的一项调查，发现有六成广州人认为幸福源于生活稳定、身体健康和有温暖的家；有三成以上的人认为自己感到幸福是由于有知心朋友和一份不错的工作；只有12%的人认为有钱就会感到幸福。

　　广东人对财富一向保持低调，不喜炫耀，他们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心理：“富不可露眼，贵不可张扬”。广东人把个人财富视作最重要的隐私之一，向一个不太熟悉的人打听他的收 入，就像打听女子的年龄一样，是一件非常不礼貌的事情。

　　广东年轻一代在性格上、观念上——特别是对金钱的看法——与广东人的传统，有某种意义上的对接。广东人的传统性格似乎又回来了。

　　我在两个以广东年轻人为主的网站上，分别发了帖子，请大家用最简单的话概括出自己的金钱观。回帖很热闹，我发现大部分回帖，都流露出轻松、平实、豁达、幽默，又不失追求的精神，而1980年代常见的盲目和浮躁情绪，则几乎消失殆尽了。

　　下面是一些广东网友的回帖：

　　钱不可多，够用就行。

　　好天斩埋落雨柴……刀仔锯大树……

　　我自己的感觉：没钱的人是无耻的！

　　我本想要很多很多的爱，可惜没有；我转而想要很多很多的钱，可惜也没有。我只好发扬阿Q精神：现在的生活蛮不错嘛，哈哈！

　　我喜欢钱，由衷地，没有任何虚伪地喜欢。钱本身是一种多么纯洁的事物，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诋毁它？甚至根本不好意思提及它呢。

　　别人只认钱，我只好去赚钱。

　　有了强烈追求金钱欲望的人才能有钱。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很多人说：“我什么都有，就是没有钱！”其实什么都有了又何必要钱呢？

　　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有得捞就捞﹐只要无手尾。

　　有钱剩，心就定。不论什么时候都要有一笔钱压袋，钱包里的现金最少要够我回家，银行卡里的活期存款一定要够我两个月的日常开支，定期户口里的钱够我两年基本开支。尤其最后一条一定要保证。

　　爱钱如命，没钱不活。

　　小富由勤，大富由命。

　　我哋呢班打工仔，一生一世为钱币做奴隶……

　　心安赚，自在花。

　　辛苦揾来自在吃。还有一句：来得安心，用得放心。

　　居安思危，积谷防饥。

　　……

　　当我读着这些五花八门的回帖时，甚至暗暗有点惊讶，这是一些20岁上下的青春少年的回答吗？看上去怎么像极了林语堂在《吾土吾民》一书中所描述的那些老成温厚、超脱老猾、知足常乐、和平主义的中国人？

有钱大家一起赚

　　俗话说：“杀头的生意有人做，赔钱的生意没人做”。有人把广东人、上海人、山西人、香港人和日本人的“生意经”，作了一个有趣的比较：山西人是你赚了我不干；上海人是你赚得比我多不干；广东人是只要有点赚我就干；香港人是只要不亏我就干；日本人是眼前有点亏将来有赚也要干。

　　晋商曾经是明清时中国十大商帮中实力最雄厚的，山西人精明、能干、富有、善于理财，天下谁不知道？谁敢不服？但为什么他们会在近百年间一落千丈，竟至土崩瓦解，烟消云散？以前人们一说山西，就想起执金融业牛耳的票号、富甲一方的盐商、茶叶商，但今天一说山西，却让人想起遍地吃人不吐骨的小煤窑。这种强烈的落差，实在是历史的悲剧。

　　晋商的没落，主要是由于他们墨守成规，不思进取，死守着一个自我封闭的体系，既不肯向外开拓，亦不准外人染指，抱着“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老观念不肯改变。朝廷组建国家银行时，一再邀请山西票号入股，也遭到断然拒绝。当中国开始向现代社会转型时，晋商还继续以万历年代的方式去经营，其黯然衰落的命运，当然是无可避免的。

　　广东人深明这个道理，一个地方要保持长久的活力，就要持开放的态度，不断求新，不断求变，不断有新鲜血液的加入，社会才有进步。打开大门，欢迎三江客，广纳四海财，有钱大家一起赚，表面上好像损失了一些市场份额，但从长远看，只要有好的游戏规则，蛋糕是可以愈做愈大的。

　　在广东人看来，最重要的不是生意赚多赚少，而是公平与否。所谓“米贵大为是”（米贵对大家都一样），贵也不是贵我一个。恰恰由于他们有这种平常心，所以生意的成功率反而比别人高，赚的钱反而比别人多。

　　广东是公认全国最适宜经商的地区之一。做同样的生意，据说在广州可以多赚10%。难怪中外的商家都把广东视作一块大蛋糕，一个个鹰瞵虎视，都想染指，从中分一杯羹。如果没有这种优越的条件，怎么解释1978年广东的商品零售额只占全国1/17，但26年后的今天，已经雄据1/9呢？

　　最先攻入广东的外地商家，大多是实力雄厚的零售业巨头：北京王府井百货、华联、上海联华，还有百佳、万佳、正大万客隆、吉之岛、家乐福、好又多、国美、苏宁……正在摩拳擦掌，准备杀入的商家，更是不计其数。无论你来多少，广东一样笑口吟吟，无任欢迎，但你想安营扎寨，大展宏图，赚广东人的钱，则要费一番功夫了。广东有广东的气候，有广东自己的风土人情，并不是人人都能适应的。

　　如今这个社会，尽管世界日新月异，新兴科技不断发展，商业模式在频繁变更，客户需求也千变万化，但基本的文化传统却不会轻易改变。广东人之所以为广东人，自然有一些根深蒂固的东西，是他独有的，别人没有的，可以作为他的身份标签的。你愿意本土化，积极本土化，你就有了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反之，如果拒绝本土化，你可能连粥都没喝上一口，就已经赔了夫人又折兵。

　　许多外地商家在广州惨淡经营一段时间之后，都深有感触地说，广州商海深不可测，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每天都有商场开张，每天都有商场结业。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太阳底下，永远是那么热热闹闹，风风光光。非亲身经历，简直难以相信，营销文化的本土化，对能否在广州立足，竟有如此巨大的影响。文化这东西，就是神奇奥妙，不由你不信。大部分外地商家在广州落户，都要经历一段水土不服的调适期。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仟村百货。河南郑州的亚细亚商场于1989年5月开业，仅一年就跨入了全国50家大型商场行列，在全国各地建立了很多参股公司，还有遍布全国各地的仟村百货。杀入广州时，来势汹汹，连亚细亚商场总部也搬到了广州坐镇。广州市民对仟村百货那些90度鞠躬的迎宾小姐、电梯小姐，至今记忆犹新。它在全国是第一家设立琴台，第一家创立自己的仪仗队，第一家在中央电视台做广告的大型商场。当年的广州街头，到处可以看见仟村百货免费接客的汽车，穿梭往还。

　　然而，来时惊天动地，去时寂天寞地。仟村百货在广州昙花一现，很快就黯然谢幕了。原因固然有很多，但他们在经营上过于自信，固步自封，不肯向广州的商业传统让步，不屑于进行本土化，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仟村百货的中高层管理人员，几乎都是从郑州派来的嫡系，他们把原先的“亚细亚经营模式”和“亚细亚管理之道”，作为铁一般的纪律，严格遵从，绝不通融。仅此一条，他们在广州遭遇滑铁卢，也就是意料中事了。

　　但有些人习惯成自然了，从不在自身找原因，总之北方人在广东一吃亏，马上就说是广东人排外，甚至危言耸听地说，是广州的商家联手排斥外地商家。如果确有其事，为什么有些外地商家，又能做得风生水起呢？像王府井百货、吉之岛等等。当初以仓储式商场概念杀入广州的正大万客隆，在头一年就创下9.4亿元的全球最高销售纪录，证明广州消费者并没有故意冷落外地商家啊。

　　据2003年“中国统一市场建设”课题组的调查显示，全国地方保护主义最严重的地区，北京、上海和河南竟然得票最多，名列三甲。这个结果，也许令很多人大跌眼镜，北京、上海作为中国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大城市，竟然被众多的被访者选为对内最不开放的地方，确实发人深省。

　　虽然完全开放公平的市场，迄今仍然是一个乌托邦，但相比之下，广东的市场并不算排外。外地的商家们，应该好好学一学当年赵佗治南越国的经验。赵佗从来不端什么中原上国的臭架子，从来不会摆出一副奉天承运的死面孔，而是放下身段，虚心学习岭南风俗，和辑百越，甚至汉人从越俗，所以他能把南越国治理得有声有色。为什么两千多年前的人可以做到，现在的人反而做不到呢？

　　有人把开拓市场形容为“圈地运动”。实际上，商业的地盘不是死的，不是说一朝分茅列土，就是你的世袭领地。市场是活的，每时每刻都在流动、变化之中。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才是它的常态。广东在欢迎天下商家到自己家里圈地的同时，也以一种席卷天下，囊括四海的气势，向外拓展。

　　20年前，顺德一家生产风扇配件的小厂，花了140元从香港买回一台日本全塑超薄型多功能鸿运扇，拆得七零八落，彻底研究一番之后，觉得技术简单，可以仿制。于是向银行贷款，从香港订制全套工模，引进新型注塑机，开始大批生产。他们的产品因款式新颖，价格便宜，一下子风靡全国。

　　那时对知识产权还没有什么概念，人们只消从海外购买日本、美国、台湾，或香港的产品回来，就可以依瓢画葫芦，大量仿造。洗脚上田的顺德农民，就是从这种简单的模仿开始，很快把顺德变成了全国闻名的电风扇王国。

　　1985年，据说全国平均每5台电风扇中，就有一台是出自顺德。20年后，这里已成了中国的家电之都，汇集了科龙、格兰仕、美的、万家乐等国内一批知名家电品牌。曾令北方人谈虎色变的“广货北伐”，就是由顺德的家电产品揭开序幕的。

　　不过，我还是喜欢用“北上”这个词取代“北伐”。广东人什么都习惯“低调”，我也从俗。广货的北上，并不限于家用电器，而是全方位的。从夹心饼干、苏打饼干，到方便面、易拉罐饮料、瓶装矿泉水、果冻；从广式家具、灯饰、办公文具，到T恤衫、牛仔裤、迷你裙；从虎头牌电池、TCL，到珠江钢琴，从黑妹、美晨牙膏、蛇胆川贝枇杷露，到富安娜床上用品、阳江刀具……

　　商品本身就是一种文化。麦当劳在推销汉堡包和炸薯条时，是在向中国传播一种美国文化；索尼、松下产品打入中国市场时，也是在传播日本文化。而广货的北上，则是在传播广东的文化。正如丹麦一位未来学家所说，“当我们购物时，事实上我们在商品内寻找故事、友情、关怀、生活方式和品性。我们是在购买感情。”因此，广货的北上，也可以视作一次大规模的文化北上。

　　1990年代初，“广东四小龙”（也有人叫“四小虎”）——顺德、东莞、南海、中山的崛起，相当引人瞩目。以前人们只知道东莞的皮鞋顶呱呱，现在知道她除了皮鞋出名外，还是全球最大的IT产品生产基地之一。有人不无夸张地说：“东莞一塞车，全球IT业都会发生振荡”。这话东莞人听了很受用，觉得东莞已经与国际接轨了，进入国际化时代了，尽管他们的IT业目前还是属于劳动密集型，组装多而研发少。

　　现在很少人再提“广东四小龙”这个概念了，经过新一轮洗牌之后，人们开始习惯于用珠三角的“东岸”与“西岸”来划分地盘。东岸以深圳、惠州、东莞为主；西岸以珠海、中山、江门为主。在1980年代，东西岸的发展水平不相上下，可是今天，东岸已明显超越西岸了。据专家们分析，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东岸的经济是外向型的，扩张速度很快，而西岸则相形见绌。

　　成就是显而易见的，但危机也如影随形。在改革开放25年后的今天，随着中国日益与国际接轨，特区政策的优势将渐渐消失，那么，特区的还有什么可吸引人？广东还有没有竞争力？许多人都记得，2002年底，有一篇文章在网上广为流传，并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它的标题是《深圳，你被谁抛弃？》。文章对深圳近年来竞争力下降，投资环境变差、人才外流、资本外流的现象，提出了相当有见地的分析。

　　不过，冷静分析，我觉得人才流动，毕竟是一件好事。这个观念早在20多年前就由深圳人教会全国人民了。当成千上万的人才涌到深圳时，就应该意识到，这种流动决不会是单向的。有进必然有出，当初“孔雀东南飞”飞到深圳的人，有相当部分是属于候鸟型的，他们会跟着政策走，政策倾斜深圳，他们就来深圳；政策倾斜上海，他们就会去上海。这是一种生存策略，无可厚非。

　　香港制造业鼎盛时有90万从业人员，现在只剩下10万，流失了80万（其中不乏工业管理人才），香港并没有因此觉得自己被谁抛弃了。产业转移、资本流动也是正常的，香港直到今天还要面对经济转型问题，深圳这么年轻就想一本通书读到老了？

　　海潮有涨有退，这是自然现象。涨潮时不必妄自尊大，趾高气扬，退潮时也不必神丧气沮，怨天尤人。我以为，深圳要成功转型，首先必须彻底抛弃“特区思想”，不要再空谈什么特区了，摘下头顶的光环，放下高贵的身段。虽然深圳做惯了模范，但时代变了，不要整天当自己是一个另类，一个异数，不要再把什么“计划单列”视作灵丹妙药，更不要一心指望升格为直辖市，就可以飞上高枝变凤凰。所有这些想法，仍然是断不了奶的心理，完全不是广东人的性格。

　　不过，深圳人似乎还不太习惯把自己当广东人。明明在广东版图之内，却用铁丝网围了起来，闲人免进。在深圳的血液里究竟有多少广东传统文化的遗传基因，值得社会学家去探讨。有人说深圳人是无根的一代，是飘来飘去的一代。在社交场合，有人自我介绍：“我是广州人”，“我是梅州人”，“我是潮州人”，他的来路是很清楚的；但如果有人说：“我是深圳人。”你却可能依然糊涂，弄不清他是何方人氏。事实上，我很少听到深圳人会说“我是深圳人”，一般他们只说“我在深圳”。

　　我在网上看到一些广东网民在争论，到底广州和深圳谁是老大，双方都不服气，争得面红耳赤，青筋暴现。这个说广州才是综合性中心城市，深圳只是功能性城市而已；那个又说深圳是高新产业，朝气蓬勃，广州是传统产业，暮气沉沉；这边批评深圳精英阶层不肯认同广东，有打一枪就走的心态，衰落是必然的；那边又反驳说人均收入深圳最高、城市环境深圳比广州好，未来深港地区才是南中国的经济中心。我真想跑上去对双方作揖打躬说：“都是自家人，和气生财，和气生财。”

　　不过我倒是同意，深圳的出路在于彻底融入珠三角的经济文化圈中。做一个真正的广东人并不掉价，也不会辱没你的血统。把自己放在大珠三角的版图中重新定位。但不管如何定位，都应该很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资源优势究竟在哪里，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广东不会抛弃深圳，深圳也不应抛弃广东。

　　两千多年来，谁也没给过广东人什么优惠，秦皇汉武没给过，唐宗宋祖也没给过，广东人照样打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只要给广东人一个舞台，不要束缚他的手脚，那么，他就能演出一幕幕精彩好戏。

　　市场的不断整合是一件好事。只有锐意向外拓展，才能保持活力。这是一种更为广义的“有钱大家赚”。不论是“四小虎”，还是“东西岸”，或者是“大珠三角”、“泛珠三角 ”，实质上还是一个外向性扩张的概念。从一点扩张至四邻，然后扩张至全国，然后扩张至全球，最终纳入全球的经济网络之中。这是广东人的目标。

　　不过，中国凡事都带有很浓的政府色彩。大凡重要的计划、重要的决策，政府都替你想好了，留给民间自由发挥的空间很有限。大家都靠政策吃饭，政策放宽了，便龙精虎猛；政策收紧了，便像七天没浇水的花草，全蔫了下来。你瞧珠海这十几年，一会儿是珠海机场，一会儿是珠海港，一会儿是广珠铁路，一会儿是伶仃洋大桥……每一个项目都寄托着珠海人的无限憧憬，可最后，却是希望愈大失望愈大。

　　究竟我们有多大的人力物力，经得住如此折腾？既然对明天把握不住，有些人为了把今天的利益最大化，便剑走偏锋，大搞短期行为，过了海就是神仙。长此以往，不仅经济受损，人们的才智、心理和性格发展，包括价值观与道德观，也都会受到严重伤害。

　　印度有一句古谚语：“播种行为，收获习惯；播种习惯，收获性格；播种性格，收获命运。”性格即命运。对于一个人来说是如此，对于一个族群来说也同样如此。曾经有记者问美国的金融巨头摩根：“决定你成功的条件是什么？”摩根回答：“性格。”记者又问：“资本和资金哪个更重要？”摩根再次强调：“资本比资金重要，但最重要的是性格。”这对于我们探讨广东人的命运，有很好的启发意义。

　　广东人的性格是“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没兴趣与人争一日之长短，但他们也不惧怕竞争，如果你把长三角与珠三角摆在一个平等的位置上，进行公平的竞争，广东人毫无惧色。他们有足够成熟的理性与智慧。很多时候，他们之所以显得略输一筹，并不是输在才智上，也不是输在实力上，而是输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上。

　　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人是需要全程呵护，细心照料，才能健康成长；有些人则是天生命贱，风来雨去，天生天养，你越撒开手，他活得越精彩。广东人是属于后一种人。

copyright：本網轉載只爲交流之用，一切版權屬於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