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北方朋友很轻蔑地对我说，你说广州人有文化，无非就是什么茶文化、酒文化、食蛇文化、喝汤文化……你们每年举办多少场高雅音乐会？有多少大师级人物出场？你们有多少名牌大学？有多少院士、博士？真是三天可以出一个暴发户，三年出不了一个贵族。

　　我没有与他争论，拉着他往外走。来到广州起义路，我对他说：这条马路是1930年代广州的中轴线，从越秀山中山纪念碑至起义路广州教育学院一段，都是笔直顺畅的，但就这里却突然拐了个弯，变得斗折蛇行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他摇摇头说不知道。

　　我告诉他，清代在广州起义路与北京路之间，是一片密集的书院群。名气虽不算很大，并不在广州最有名的七大书院之列，但在修筑马路时，为了避开书院，市政府却宁愿让马路绕了一个弯。

　　我又和他说了另一个故事。1920年代，海丰县修公路，刚好要从广东省长陈炯明母亲的房子前经过，为了避开这座房子，公路要拐一个小弯。陈炯明知道后，立即派人把母亲的房子削去一角，使公路能够拉直。

　　为了一间学校，马路可以由直变弯；为了让马路由弯变直，省长可以把自己母亲的房子削去一角。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就是一种文化。如果你觉得非要穿礼服坐在国家大歌剧院听帕瓦罗蒂唱《托斯卡》才叫文化，那悉听尊便。你吃你的猪肉炖粉条，我吃我的生猛海鲜，大家各吃各的好了。

你有你的中原文化，我有我的岭南文化

　　广东到底是不是文化沙漠？要回答这个问题，得先从什么是文化说起。

　　关于文化的定义，几百年来众说纷纭，各路大师的专著也汗牛充栋。有人认为，文化是一个族群的知识、信仰、艺术、法律、伦理道德、风俗等等的总和；有人认为，文化是一个族群所生活的社会遗传结构的总和；有人认为，文化是某个社会或部落所遵循的生活方式，包括他们所遵循的共同信仰和传统行为；也有人认为，文化是指人类生产或创造的，并传给 其他人，特别是传给下一代人的每一件物品、习惯、观念、制度、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

　　然而，无论哪个说法，都不可能导出某个地区、某个族群“没有文化”这个结论。

　　一个庞大的人群是不可能生活在文化沙漠上的，那是一种不可想象的状态。文化不是你想不想要的问题，而是它必然存在，是与人类共存的，是人类的一个属性，一个标志，是人类活动的另外一个叫法而已。盎格鲁撒克逊有盎格鲁撒克逊的文化，新几内亚食人族也有新几内亚食人族的文化。它们不以你的赞赏而生，亦不以你的嘲笑而亡。

　　谁也没有什么资格说自己的才是文化，别人的就不算文化。说一个族群没文化，等于否定了他们的人类属性。好比你跑到别人家里，指着人家的孩子说：我家的儿子是圣人，你家儿子是白痴。人家不一扫帚把你打到大街上去才怪呢，你还好意思哭爹喊娘地埋怨“他们排外”吗？

　　余秋雨先生在谈论广州文化时说，如果时光倒流30年，陈寅恪还在世，就没人敢说广州是文化沙漠了。“一位老先生在此地的活动决定了任何人都不可能小觑广州。”言下之意，似乎没有这样的大师，就可以小觑广州了；没有这样的大师，广州就有沦为文化沙漠的危险了。说到底，还是那种精英文化、偶像文化心理。

　　无可否认，陈寅恪是一位文化大师，而广州的文化亦因为大师的存在增辉不少。但文化是一个庞大复杂、多种多类的体系。陈寅恪只是某一方面的代表，他是某一方面的大师。不能说他端坐在广州，广州就有了文化；他离开广州，广州就没文化了。

　　文化这东西，天生在那儿，你承认也罢，不承认也罢，捏着鼻子厌之恶之也罢，紧闭眼睛假装看不见也罢，给别人扣上一顶“文化沙漠”的帽子也罢，全没有用。总之你避也避不开，绕也绕不过去。日前欧洲经济咨询和研究机构Robert Huggins公布《世界知识竞争力指数2003/2004》研究报告显示，在全球125个领先地区中，珠江三角洲排在第85位，甚至高于香港（香港排在第102位），是除日本之外最具知识经济竞争力的亚太地区。如果这也叫文化沙漠，那真是无话可说了！

　　北方之所以觉得广东缺乏文化底蕴，是因为南北文化的底蕴不尽相同。北方文化发祥于黄土高原，奉太昊伏羲、轩辕黄帝为人文始祖；而南方文化则受孕于浩瀚大海。广州古称番禺，番禺是一位海神的名字。广东的文化就是海洋的文化。

　　对中原文化，广东人一向尊重有加，因为那是祖先的文化。然而，中原文化虽是中华文化的主要源头，却绝不是唯一的源头，更不是用来衡量天下文化的唯一标尺。四合院可以住人，西关大屋一样可以住人；吃高粱可以饱肚，吃稻米也一样可以饱肚。大家头上都是一片天，并不是只有你一家名门正派，别人都是邪魔外道。

　　被誉为“岭南三大家”之一的屈大均曾说：“粤处炎荒，去古帝王都会最远，固声教不能先及者也。”梁启超也早就提出，中国文化有南北之分，有海洋与内陆之分，“海也者，能发人进取之雄心”。而经史大师蒙文通则把中国文化细分为齐鲁、秦晋、荆楚三支。中原文化移植到海边，也要发生变种的。

　　不同时代的学者，不约而同地都把天候地理，作为文化的重要条件，足以令人幡然醒悟。南方既有自己独特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当然会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这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死抱着四夷宾服的心态，以北方文化作为衡量和评价一切文化的唯一标准，等于抹杀了黄土高原与冲积平原的区别，抹杀了高原气候与海洋气候的区别，抹杀了吃大米和吃高粱的区别。可以说一开始就错，结果是一步错，步步错。

　　在某些人看来，广东人都是土包子，土包子一夜发了大财，还是土包子。一个地方要让别人觉得你有文化，不是靠有多少茶楼食肆、多少烧腊店、多少人在炒股、多少人在买彩票，而是靠高等学府、图书馆、博物馆、歌剧院、科学技术、卫生设施等等。

　　一位北方朋友很轻蔑地对我说，你说广州人有文化，无非就是什么茶文化、酒文化、虾饺文化、及第粥文化、食蛇文化、喝汤文化、逛街文化、彩票文化、拜神文化。因为广州没有文化底蕴，所以什么都可以称为文化。你们每年举办多少场高雅音乐会？有多少大师级人物出场？你们有多少名牌大学？有多少院士、博士？真是三天可以出一个暴发户，三年出不了一个贵族。莎翁这句话，说的就是你们广州人呢！

　　我没有与他争论，拉着他往外走。来到广州起义路，我对他说：这条马路是1930年代广州的中轴线，从越秀山中山纪念碑至起义路广州教育学院一段，都是笔直顺畅的，但就这里却突然拐了个弯，变得斗折蛇行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他摇摇头说不知道。

　　我告诉他，清代在广州起义路与北京路之间，是一片密集的书院群。广州教育学院的前身是千顷书院，名气虽不算很大，并不在广州最有名的七大书院——粤秀、应元、学海堂、广雅、越华、羊城和菊坡精舍之列，但在修筑马路时，为了避开千顷书院，市政府却宁愿让马路绕了一个弯。

　　什么是文化？一条马路能为一间学校让路，这个城市就是有文化的。

　　我又和他说了另一个故事。1920年代，海丰县修公路，刚好要从广东省长陈炯明母亲的房子前经过，为了避开这座房子，公路要拐一个小弯。陈炯明知道后，立即派人把母亲的房子削去一角，使公路能够拉直。这幢缺了一角的奇特楼房，至今还在海丰县城里呢。

　　为了一间学校，马路可以由直变弯；为了让马路由弯变直，省长可以把自己母亲的房子削去一角。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就是一种文化。如果你觉得非要穿礼服坐在国家大歌剧院听帕瓦罗蒂唱《托斯卡》才叫文化，那悉听尊便。你吃你的猪肉炖粉条，我吃我的生猛海鲜，大家各吃各的好了。

　　我辈书生一直很困惑，为什么广东人可以坦然承认深受北方文化的影响，但北方人却往往不愿意承认南方文化对他们的影响呢？即使有影响，也是坏影响：贪婪、自私、庸俗、市侩、爱钱如命、包二奶、色情泛滥等等……

　　事实上，文化就像地球上的水，名义上有五湖四海之分，其实是一个大的循环系统，一部分水沿地面流动，一部分渗入地下流动，互相融会，互相渗透，千回百转，经过江河汇集，终归大海作波涛，然后再蒸发成为水蒸气，聚而成云，一场大雨又回到地面。如此这般，运转不息。你能说只有黄河、长江流的才是哗啦啦的水，珠江流的全是泥沙石灰？

　　广东的文化有一种很强的俗化倾向，经常会运用通俗易懂的市井语言，把深奥的哲学“庸俗化”。广东人不喜欢谈论过于抽象的东西，纯逻辑的、形而上的、玄虚的话题，勾不起他们的兴致。他们关心身边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生活。新鲜的鸡肉，与冰鲜鸡、急冻鸡的肉，他们一吃到嘴里就能分辨出来，但他们却分辨不出什么是美学的历史主义与理智主义。因此，“宏大叙事”的学者们，对广东难免鄙夷，认为这是一个物质至上，物欲横流的地方。

　　广东是不是真的只有吃喝玩乐的文化？当然不是。

　　以报纸出版业为例，早在清代末年和民国年间，广东报业在全国就享有盛名。从1884年广东创办第一份报纸《述报》开始，到今天广东公开发行的报纸有110多种，并承印国内200多种报刊，日均发行约700万份报纸。虽然还说不上很繁荣，但绝对不是“沙漠”。1987年，《广州日报》在全国地方报纸中率先实行扩版，从原来的对开4版，扩为对开8版。这一举动，对当年的中国报界，轰动一时，触发了全国报纸的扩版潮。今天的《广州日报》，平均每天出报对开40大版，周末对开48版，号称有160万份的印数。

　　《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羊城晚报》等报纸在全国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是有目共睹的。据说从《南方周末》出来的一位普通记者，到内地随便一家报纸，起码都是个中层的业务骨干。也许有人会不服气地说，《南方周末》的编辑记者大多数是北方人。不管是不是大多数，广东人从来没有否认过外省人对广东文化的贡献。如果真是大多数，也恰恰证明了广东人并不排外，而是乐于与全国人民“团结、战斗、胜利在一起”。

　　没有这些来自北方的年轻编辑记者们的努力打拼，《南方周末》固然没有今天，但如果没有广东这块平台，他们也绝对打造不出一份今天的《南方周末》来。这是相辅相成的。无论现在还是将来，人们在研究《南方周末》时，都只会把它作为一个“广东文化现象”来研究，而不会单单作为“北方人在广东”来研究的。

　　让我们再看看图书馆的情况。

　　据史书记载，广东历史上第一间图书馆是北宋景德年间（1004--1007年）由英德郡守王仲达所创建的涵晖书院。估计有人听了心理又会不平衡了，觉得广东人不可能有这种修为。广东历史上有很多书院，并不是每间都有能力刊刻收藏书籍，即使有也往往不肯轻易示人。而涵晖书院的藏书阁是对外开放，供人阅览的，与今天的学校图书馆类似。

　　作为现代意义上的公共图书馆，广东的起步与发展，与全国文教发达地区亦基本同步。全国最早的公共图书馆，是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于1904年的湖北省图书馆；3年后，江苏省创办江南图书馆；1912年，具有国家图书馆地位的北京京师图书馆正式开放。而广东在1910年创办第一家公共图书馆——廉州图书馆。1912年广东省图书馆正式对读者开放。到1930年代，全省已经建立了县级以上公共图书馆65间。到2002年，广东全省县以上公共图书馆有131所，馆舍面积44.3万平方米、藏书2300.3万册。

　　清末民初成立的岭南大学文物馆和1928年成立的广州市博物馆，是广东省最早的博物馆。至1993年，全省博物馆、纪念馆已达108座。1993年后，又陆续新建了32座、扩建了19座博物馆。广东现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6座，省级历史文化名城16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8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68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近2000处；古文化遗址2000多处；博物馆、纪念馆140座，馆藏文物54万多件。

　　但偏偏有些人，你要他承认广东有文化，比登天还难。你列举再多数字也没用，他撇撇嘴说：广东人除了赚钱，什么都不懂，你兴建再多博物馆，但终日门可罗雀，没人光顾，也是白搭。

　　这话又说错了。许多广州人都记得，2003年11月18日，那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博物馆免费开放日。这天，人们空城而出，扶老携幼，争相到各大博物馆参观。仅仅一个陈家祠民间工艺博物馆，便一下涌进了4万多名游客，到处人声鼎沸，热气腾腾。一间几十平方米的广州刺绣展厅，竟密密麻麻挤着上百名参观者。这种蔚为壮观的盛况，在国内任何一家博物馆，都是难得一见的。陈家祠工作人员说：“免费开放日，我们简直在打仗！”这里既不是购物中心，又没有游乐设施，又没有即刮即中的彩票出售，广州人争先恐后跑来干吗？你以为他们真的是闲得发慌，把陈家祠当成欢乐嘉年华吗？

　　如果这样想，就太看低广州人了。2004年的博物馆日，陈家祠又涌进了两万多观众。你可以嘲笑他们过于精明，为了省十几块钱门票，非得等到免费日才来；但你不能说他们不是来参观，纯粹是为了乱挤一气。

　　自1996年以来，广州市先后投资约20亿元，建成了星海音乐厅、广东美术馆、广州艺术博物馆等一批文化基础设施。2003年至2007年，广州将继续投入107亿多元，建设包括广东省博物馆新馆、广东科学中心、广州图书馆新馆和广州大剧院在内的26个文化设施项目。希望这些数字能让某些人放下偏见。

　　我们在谈论人类文化时，往往会说，各民族有各民族的文化，不能以西方文化作为人类唯一终极文化和普世原则，不能奉行一元文化论。但在谈论中国文化时，许多人却又情不自禁地以中原文化为正统，陷入一元文化论中。

敢为天下先，就不要怕变成刺猬

　　“敢为天下先”，是广东人鲜明的性格特征之一。

　　广东人胆大包天，他不但敢吃第一只螃蟹，还敢吃蛇吃猫吃龙虱，所以天底下没有什么是广东人不敢吃的；广东人敢踏浪扬帆，闯荡四海，所以广东华侨最多；广东人敢做改革的排头兵，敢杀出一条血路，所以办经济特区，先行一步，非他莫属。不仅在衣食住行方面，而且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工艺等各个方面，广东人都敢于探索，敢走前人没有走过 的路，敢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

　　历史书上说，林则徐是“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但是什么促使他开眼看世界的呢？是广东这片土地。广东人有一种“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英锐之气，鸦片战争之后，他们开始热衷于学习西方的制炮、造船、铁路、电报、电灯、电话、望远镜、钟表等工艺技术，同时有一批先觉的广东人已敏锐地意识到，西方国家之所以强盛，不仅仅因为他们拥有这些“淫巧奇技”，更重要的是，他们在政治、经济、教育、舆论、立法、司法等方面，都比中国优胜。

　　今天，我们阅读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仍能强烈地感受到当年那批忧患之士的思想脉动。郑观应是中山人，曾在上海英商宝顺洋行任职。1878年以后，受直隶总督李鸿章重用，筹办上海机器织布局，并正式委派为织布局总办，后来又担任上海电报局总办。1882年，接受李鸿章之聘，出任轮船招商局帮办。晚年退隐澳门，埋头著述。1894年，写成了他一生最重要的著作《盛世危言》。

　　《盛世危言》是一部全面系统地学习西方社会的纲领，它毫不讳言中国在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落后于西方。从而提出了对中国社会进行全面改造的方案，在经济上开展“商战”，军事上练兵造械，政治上设立议院，文化上推广西学。康有为、孙中山都深受该书影响，毛泽东年轻时也经常阅读《盛世危言》。后人甚至评价郑观应这些思想家，是第一批从树上下到地面站起来走路的猴子。

　　在1898年的戊戌变法中，我们看到了广东人性格中的另一面，当他们投身政治时，同样迸发出惊人的热情。

　　1891年，南海举人康有为在广州开设万木草堂，聚徒讲学，“大发求仁之义，而讲中外之故，救中国之法”。康有为在礼山草堂读书时，已表现出“大胆创新，勇于尝试”的精神了。有一回学生们到西江参观苏东坡南贬时遇风泊舟处的古迹，康有为不愿同往。有人问他原因，他慨然回答：“逆流之舟，何用瞻仰？我要看的是王荆公的改制台！”

　　日前《南方都市报》发表一位大学老教授的访谈录。在谈及近代岭南精英的思想渊源时，老教授说：“康、梁生于广东，但广东的维新变法最为落后；而康有为是25岁时赴京师参加顺天乡试，回粤‘道经上海之繁盛，益知西人治术之有本……大购西书以归讲求焉……自是大讲西学，始尽释故见。’思想的源头活水也是黄浦江。值得追问的倒是为什么广东的文化环境不适应维新变法？”

　　我非常敬重这位老教授，但对他的这种说法却不敢苟同。

　　首先我不认为广东的维新变法“最为落后”。也许比起京津、两湖、两江这些地方是落后一点，但与中国大部分省份相比，她还是要活跃得多。其次，我不认为康有为是25岁经过上海时，才开始萌发维新变法思想。仅以这么一段文字来证明康有为的思想源于上海，未免轻率。如果要抠字眼的话，我亦可以从文中“益知”二字，断定康有为早就留意西学，有变革思想，上海之行只是进一步加强了他的信念而已。广东没有在戊戌变法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文化传统与环境固然是原因之一，但另一个原因亦应注意，这场变法乃由朝廷官僚为主导，而广东远离京师，一向是官僚势力较为薄弱的地方。

　　康有为在万木草堂主持完成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等重要著作的分纂和校勘，为托古改制作好了舆论准备。1898年，鉴于外患日深，人心激昂，光绪皇帝被康有为的改革主张所打动，封他为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推行新政。

　　不出百日之内，康有为及其追随者在朝野刮起了一场改革风暴，所触及的范围包括：经济方面，鼓励开垦荒地，提倡私人办实业，奖励新发明、新创造，修筑铁路，开采矿产，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算；文教方面，改革科举制度，废八股，改试策论；设立学堂，提倡西学，派人出国留学、游历；允准创立报馆、学会；政治方面，删改则例，裁汰冗员，裁撤闲散重叠的机构，允许大小臣民上书言事；军事方面，严查保甲，实行团练，裁减旧军，督练新军。

　　许多改革举措，已扣住了国家体制的命门，而不仅仅是流于形式的皮相之谈。虽然他们的做法，近乎蛮干，最后的失败，乃势在必然，广东人亦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这场维新运动，起到了千年暗室，一灯即明的作用，“开中国二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却是悬诸日月的不刊之论。历史将永远记下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张荫桓、黄遵宪、容闳这些广东人的名字。

　　翻开史册，敢为天下先的广东人，比比皆是。

　　中国第一个留美学生容闳是广东人。他在学成归国后，历任留美学生监督，驻美副公使。1872年，他又亲自带领中国第一批官派留学生到美国求学；1898年参与戊戌变法活动，著有《西学东渐记》。他被形容为是第一个“打开窗口看世界”的中国知识分子。

　　在风起云涌的太平天国运动中，制定出第一部先进的治国纲领《资政新编》的洪仁玕是广东人。《资政新编》吸收了西方现代文明的某些精华，对中国现实有很强的针对性。比起《天朝田亩制度》，脱离中国现实，空谈“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的乌托邦世界，无论在思想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上，都要先进得多。

　　甲午战争后，第一个剪掉辫子的中国人冯镜如是广东人。他在日本横滨办了一家印刷店，积极支持兴中会的革命活动。孙中山也是受到他的感染，第二年在他家里把辫子剪掉的。剪辫不仅意味着对大清臣民身份的否定，而且象征着精神上和意志上获得自由与解放。

　　孙中山在广东发动反清革命时，被天下视为大逆不道，骂革命党是“反贼乱”。1900年，革命党发动三洲田暴动，民间几乎没有支持者。孙中山自己也承认，“吾人足迹所到，凡认识者，几识为毒蛇猛兽，而莫敢与吾人交游也”。但在滔滔者天下皆非的处境下，孙中山独能坚守其宏愿孤怀，以担当世运的精神与魄力，一往直前。就凭着他所经历的艰难、奋斗与牺牲，称他做“敢为天下先”的革命先驱，也是当之无愧的。

　　中国杰出的光学专家、摄影师邹伯奇是广东人。他精于天文历算，26岁那年就写了《格术补》一书，运用数学方法解释平面镜、透镜、透镜组等成像的规律。他的《摄影之器记》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全面的摄影专著。邹伯奇还亲自制造摄影绘图仪器。他有两项成就最为人所称道：一是他在1844年最先设计出以摄影术测绘地图的方法，与欧洲基本同步；二是他最先以玻板摄影术成功拍摄人物肖像。

　　中国近代机器缫丝业的开山鼻祖陈启沅是广东人。1854年他在南洋经商时，遍历南洋各埠，考察机器生产。1873年，他在家乡南海西樵开办继昌隆缫丝厂，这是中国第一家蒸汽缫丝厂。他也是中国第一位采用机器缫丝新法，使中国缫丝业从手工作坊走向企业规模化管理、机械化生产、系统化经营的实业家。陈启沅还是一位学者，他的《蚕桑谱》、《周易理数会通》、《陈启沅算学》等学术著作，对广东实业和对改良蚕桑贡献良多。

　　中国第一位飞机设计师和飞行家冯如是广东人。1906年，他从纽约到旧金山，倡议华侨集资创办广东飞行器公司，誓言“成一绝技，以归飨祖国”。1909年，他终于试制成功第一架飞机。随后他把两架自制飞机带回祖国，成为名符其实的“中国航空之父”。

　　后来，陈炯明在福建漳州建设“闽南护法区”，广东华侨杨仙逸从美国回来，孙中山鼓励他到漳州筹建中国第一支空军飞机队。1923年，杨仙逸又在广州大沙头创办了中国第一间飞机厂。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成功生产出第一架真正由中国人设计、在中国本土生产的国产飞机。

　　中国第一条自行设计和建造的铁路——京张铁路的总工程师詹天佑是广东人。1872年他考取幼童出洋预备班，在容闳的带领下，到美国念完小学、中学，再考入耶鲁大学木土工程系学习铁路工程。1905年，中国修筑京张铁路，詹天佑担任总工程师，出色地完成了这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筑路工程。

　　中国第一个电影导演郑正秋是广东人，1913年，他和张石川合作导演的中国第一部短故事片《难夫难妻》，就是以潮州地区的包办婚姻习俗为题材，描写一对素未谋面的少男少女被父母逼成夫妻的故事。

　　写到这里，准有人提出疑问：这些精英虽然是广东人，但像郑观应、容闳、詹天佑他们的事业，都不是建立在广东。老教授在访谈录中也提出类似的质疑：“既然谈地区文化就要严肃坚持地区原则，以便吸取地区文化发展和挫折中的经验教训；而人们津津乐道的好些近代岭南精英其思想渊源和主要活动场所，都不在岭南。”他以郑观应为例，“虽然在香山出生和长大，但哺育他的是上海的西学，事业也主要以上海为基地。”

　　然而，我以为无论他们在哪里学习，在哪里创业，哪怕已经移居到天涯海角，我们都不应忽略他们最原始的地缘、血缘、部族文化背景——恰恰是这种建立在土地与族群之间的“原始缔结”（社会文化心理学者把它叫做“Primary ties”；在中国也有人称它为“神秘的人格传递”），最能潜移默化，影响人的一生。

　　毛泽东一生的主要活动场所，也不在湖南，但能够把他与湖南的文化历史割裂开来吗？陈寅恪虽然在广东生活了20年，但如果因为他的活动场所在广东就把他的思想归入“岭南文化”，就算大家都举手通过，毫无异议，我也觉得脸上有点发烧呢。

　　对于“先行一步”，广东人有一种天生的勇气与执着。他们不仅敢为天下先，也乐为天下先。也许在历史上广东地处蛮荒之地，受名教影响最浅，人们喜欢冒险，喜欢闯荡，喜欢我行我素，身上透着一股“我是南蛮我怕谁”的气概。

　　改革开放以后，广东是最先在农村实行联产责任制、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责任制的地区之一；广东还有许许多多的第一：第一个在国营宾馆中试行经营管理责任制；第一家商业银行向外发行股票；开办中国第一家超级商场；第一家中外合资的旅游酒店；第一家合资医院；中国第一盒立体声录音带是在广东生产的；第一台模拟移动电话是在广东开通的；在中国实行了50多年的专业作家体制首先在广东被打破……

　　“个体户”、“万元户”这些一度在中国人心中魅力无穷的名词，也都是从广东这个新世界的摇篮里诞生的。曾几何时，“创新”几乎成了深圳的同义词，成了特区的同义词，成了广东的同义词。市场观念、法制观念、竞争观念、人才观念、效益观念，都在这里得到全面更新。

　　一位大企业的CEO在谈到美国公司与英国公司的区别时说，在美国公司，如果有人提出一个新构思，大家会很兴奋地你一言我一语加以补充，使它变得更加精彩。但在英国公司，人们则会首先慎重考虑它有什么潜在危险，会不会产生负面效果，然后制定十几个危机处理方案，以求万无一失。

　　这反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很难说谁更好一点。但我觉得，广东人的性格，比较接近美国公司的作风。而北方人的性格，则接近英国公司的作风。

　　《道德经》有云：“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但现在观念变了，不敢为天下先者，不再被视为具有领袖风范，相反，只有敢为天下先，才能站在时代的尖端。湖南人说敢为天下先是湖南精神，浙江人说敢为天下先是浙江精神，甚至宁夏人也说敢为天下先是宁夏人的精神。好像“敢为天下先”成了一顶桂冠，人人都想往自己头上戴。

　　然而，这顶桂冠却不是那么好戴的，很多人其实十分讨厌这种性格，你要跑到天下人前面去，走一条别人没走过的路，有些人就巴不得你摔几个嘴啃泥，碰掉几颗门牙才好，他们就有热闹可瞧了。康有为、梁启超敢为天下先，所以要逃亡海外；孙中山敢为天下先，所以被清政府驱逐出洋，有国归不得；冯如敢为天下先，所以他以自己的生命为中国的航空事业奠基；改革开放敢为天下先，所以广东人要用他的铁肩，扛起漫天的风雨。

　　中国人喜欢枪打出头鸟，从来都是“誉见即毁随之，善见即恶从之”。因此，敢为天下先是一种高风险行为。在大多数时候，它并不代表荣誉，而只是万谤集于一身的箭靶。你要有变成一只刺猬的充分心理准备，才好说出“敢为天下先”这句话。

　　这是广东人的经验之谈。

就算你听不懂粤剧，也请鼓鼓掌

　　有人说粤剧是老年人的艺术，是乡下人的艺术。我认为不尽然。粤剧是广东人的艺术。正如京剧是北京的艺术，越剧是上海的艺术，川剧是四川的艺术，粤剧当然是广东的艺术了。

　　粤剧之所以在老年人、乡下人中更受欢迎，并不是因为这些人落伍、老土、文化层次低，恰恰相反，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广东人身份，具有比许多城市年轻人更强烈的认同；他们拥有比年轻人更深厚的广东传统文化的积累。据我观察发现，对广东人身份的“认同度”，与对粤剧的“喜爱度”，往往是成正比的。

　　虽然我也不太会欣赏粤剧，但我从心底里尊重她。当我在西关寂静的麻石巷中行走时，蓦地听见从褪了色的满洲窗里传出一段粤曲时，我内心会涌起深深的暖流。我觉得那旋律和唱腔很亲切，亲切得就像听见母亲唱过的儿歌一样。

　　近年来粤剧之所以式微，有人说是因为她用粤语演唱，出了五岭之外，谁听得懂你的“鸟语”？没人听懂，自然就无法普及。这种说法有两个很大的问题。首先，粤剧根本不应该把五岭之外视作普及的目标，粤剧就是粤语地区的剧种，你孜孜不倦地向陕西、山东、青海推广粤剧干吗？就算精力过剩，也没必要这样浪费。

　　其次，持这种观点的人，根本不了解粤剧的历史。粤剧原来并不用粤语，而是说“桂林中州话”的，即所谓北方中州口音的“戏棚官话”。真正用粤语来做舞台语言，是从清同治年间才开始，迄至1920年代，“戏棚官话”才完全被粤语取代。这一改变，对粤剧的发展来说，是上了至关重要的一个台阶。

　　粤剧就是粤语地区的剧种，是唱给广东人听的。这一点切不可忘。不要总是抱着“让全中国都来听粤剧，让全世界都来听粤剧”的空想。有些人一听洋人在晚会上用英语唱京剧，就沾沾自喜，以为连外国人都加入了保护国粹的行列了。殊不知那些只是噱头而已，对真正的京剧发展并无裨益。

　　无论物换星移几度秋，粤剧在广东始终有一批忠实拥趸。广东人把粤剧叫做“大戏”。推敲起来，粤剧属于皮黄系统，但并没有明显的师承，博采众家之长，血缘十分庞杂。昆、戈、汉、徽、秦、湘等剧种的唱腔，在粤剧里都能找到一点影子。还有南音、粤讴、木鱼、龙舟、板眼等广东民间说唱的元素。广州方言属声调性，各种道白形式都有很强的音乐性，因此，从广义来说，粤剧的道白也是一种音乐。

　　在有戏院之前，戏班都是坐着一种绘有龙鳞菊花图案的红色木船，在水乡渔市间漂泊，哪里乡下有迎神赛会、喜庆宴席，就去那里演出。“梨园歌舞赛繁华，一幕红船泊晚沙”。有时天气骤变，红船在茫茫江海之上，风雨交加，雷电大作，戏班便会全体动员起来，在船上大演《八仙贺寿》。我们试想当时情景：黑云压顶，洪波涌起，红船就像一根断苇，随波逐流，艰难前进。全体演员们在锣鼓锵锵声中，冒雨向天跪拜，齐声高诵：“东阁寿筵开，西方庆贺来，南山春不老，北斗上天台。”这种场面，既悲壮万分，又凄凉至极，使我们不禁为这些粤剧演员的境况怆然而涕下。

　　粤剧的历史，以前人们没有很好地整理保存下来，残缺散失严重。有些东西失去了就是永远失去了，覆水不可收，行云难重寻。我们除了深深地惋叹，无能为力。就像红船，虽然大部分在战争时期被毁坏，但战后仍有幸存，却因无人照料，随着光阴荏苒，已全部付之逝波，连一条也没有剩下了。一些粤剧界的泰斗，曾经红透半边天的，但考其生平，竟几近空白，就像南海十三郎。

　　南海十三郎，原名江誉銶（一名江枫）。是粤剧界著名的开戏师爷（编剧），才华横溢，为薛觉先写过不少经典剧本。抗战时期，广东韶关沦陷，南海十三郎带着救亡剧团，冒死穿越日军封锁线，逃往粤东的故事，在梨园传诵不绝。抗战胜利后，南海十三郎得了精神病，到香港定居，生活相当落魄潦倒，终日衣衫褴褛，蓬头垢面。1956年薛觉先逝世，刺激他病情恶化，被送入香港青山精神病院，1980年代初辞世。

　　历年来，以南海十三郎为题材的电影、电视剧、舞台剧都出过不少，但其实人们对他的生平事迹，知之甚少。大部分都是口耳相传的故事，未经征信考核，甚至连他的笔名来由，也众说纷纭。一代天才，留落人间的形迹，皆如鸿爪，恒在依稀仿佛间，令后人低迴叹息不已。

　　喜爱粤剧的人，谁也不会忘记唐涤生这个名字。他所写的粤曲唱词，清隽雅丽，音韵和谐，被粤剧爱好者形容为“字里行间有一股馥郁芬芳的余韵，袅袅无穷”。曾经有人问我，粤剧唱腔的特点是什么？我虽非行家，但一提起粤剧，总有一种凄凉婉转的意味，涌上心头。我觉得唐涤生写的唱词，最能代表粤剧的神韵。试举一段，以飨读者：“画栏风摆竹横斜，如此人间清月夜。愁对萧萧庭院，叠叠层台。黄昏月已上蟾宫，夜来难续桥头梦，飘泊一身，怎分派两重痴爱？不如彩笔写新篇，也胜无聊怀旧燕，谁负此相如面目、宋玉身材？”真是一唱而三叹，读唐诗宋词，亦不外如此。

　　已经失去的，我们无法让它再生，但还没有失去的，断不能让它从我们手上失去。

　　我有时在电视上看见香港的歌星登台唱粤剧，感触很深。他们唱得那么自然，那么投入，甚至连功架台步，也学得惟妙惟肖，好像他们本来就是粤剧演员。反观我们广东，有几个流行歌手肯在台上唱粤剧的？他们宁愿跟在别人屁股后面喊什么“翠花，上酸菜”，也不愿唱一唱自己家乡的粤剧。

　　如果我们不加以爱护，一个剧种的失传，并不是危言耸听的事情。据统计，在中国已知的360多个地方剧种中，有半数以上目前已走向消亡。

　　陕西过去有地方戏30多种，现在，全省有名称和演出团体的剧种不到10种；

　　江西省流传的34个剧种中，大约有8种已完全消亡；

　　山西省在建国初期还有52个地方小剧种，现在只剩下10多个剧种有专业剧团；从1984年至今，平均四五年就有一个小剧种消亡。

　　这只是冰山一角，类似的情况在全国各地都很严重。粤剧会不会有一天也面临这样的处境？这不是杞人忧天。虽说广东是经济强省，也有深厚的文化传统，一不缺少资金，二不缺少人才，三不缺少观众，一些资深的粤剧界人士也认为，粤剧在广东还是很有观众缘的，在许多地方电视台的收视率中，常常高踞第二、第三位，但问题是怎么把这上面所说的三者有效地串起来，使整个市场真正活起来。

　　我知道很多人已经在做这件事了。从报纸上可以看到这样的报道：“粤剧名家进校园”、“大学生粤剧生活体验”、“大学生粤剧一日游”、“粤剧与大学生零距离对话”……这些都是令人鼓舞的消息。一次两次的活动，能有多大成效，实在无须过分介怀。广东人的性格一向平实，只求做好自己的本份，尽了人事。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到了收获的季节，自然会有所收获。

　　希望每一位广东人，就算你不会听粤剧，就算你不爱听粤剧，也请你为粤剧鼓鼓掌。因为，这是你家乡的戏剧。

　　薛觉先、马师曾、白驹荣、靓少佳、新马师曾、文觉非、千里驹、白燕仔、萧丽章、罗品超、郎筠玉、罗家宝、梁醒波、芳艳芬、红线女……当我历数着这些广东人十分熟悉的粤剧名伶的名字时，耳畔仿佛又响起了那段凄怨缠绵的《帝女花》：“落花满天蔽月光，借一杯附荐凤台上，帝女花带泪上香……”深红色的天鹅绒大幕缓缓开启，聚光灯下，他们的扮相、他们的台风、他们的唱腔，成了几代广东人的回忆，不可磨灭。舞台因他们而精彩，人们的庸常生活也因他们而有了一缕悠然的韵味。

广东离文化大省有多远？

　　近两年，把广东建设成文化大省的呼声愈来愈高，相关的讨论也很热烈。10年前，人们为“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口号而激动，现在又为“建设文化大省”的口号而激动。这口号确实很振奋人心，但它的潜台词似乎是：广东现在还不是文化大省。或者说，广东现在是人口大省，文化小省。

　　文化是社会生活的总和，不是论斤秤的，也不在乎先进与落后，只在乎有多少人买你的 账，有多少人愿意按你的方式去生活。

　　“文化沙漠”本来就是强加给广东的一个子虚乌有的东西，就像《西游记》里的“唵、嘛、呢、叭、咪、吽”咒语一样，压得孙悟空翻不过身来，其实揭开一看，什么也不是，破纸一张。很多时候，癞子就是这样炼成的，别人不停地说你是癞子，说啊说啊，听多了，你也开始相信自己是癞子了。

　　因此，建设文化大省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把广东从虚构的“文化沙漠”中拯救出来，也不是为了洗脱“南蛮”的嫌疑，更不要为了建设文化大省，而把广东固有的文化毁坏了。一位头脑清醒的广东CI专家在《羊城晚报》上撰文，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认为广东没文化，或文化很少、很小，所以要建文化大省，我认为没什么意义。如果从区域竞争的角度出发，希望通过文化建设来提高广东的竞争力，这我倒赞同。因为区域或地区之间的竞争，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竞争。”

　　他说到了关键之处。早就有学者指出：国家、区域之间，10年比的是经济，50年比的是制度，100年比的是文化。

　　可是有人不同意，反驳说：这是偷换了“文明”与“文化”的概念。衣食住行、民风民俗，乃属于“文明”范畴。大家说广东没文化，通常是指狭义的“文化”，偏重于文学、艺术、哲学、社会学等等人文学科。

　　文学本来就是一个颇为模糊的概念，查查《辞源》，或指文章博学，或指文献典籍，并非指以文字表达的某一类艺术形式。中国的传统文人，都是诗文书画，无所不通，艺术与学术融为一体。像张九龄、陈献章、湛若水这些大家，既做学问，也吟诗作赋、也挥毫写字，闲来也治印，画竹子，也弹琴，既可以教书，也可以做官。他们的学问通常是以优美的文章辞赋，流传于世，从老庄到孔孟，由唐宋至明清，这个传统乃一脉相承。很少有人会故意把学问做得晦涩难懂，以此标榜自己是职业的哲学家、思想家。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都是文学家。

　　南宋以降，广东文坛，以诗最为繁荣。广东诗风一向以沉郁雄浑为主调，大有盛唐遗风，这也与人们以为岭南文学就是市井文学的偏见，迥乎霄壤。四库全书对宋昴英有一段评语，视作对广东文学的一个概括，亦无不可：“其文质实简劲……诗间有粗俗之语，不离宋格，而骨力遒健，亦非靡靡之音。盖言为心声，其刚直之气有自然不掩者矣。”

　　金元入主中原，停废科举达80年之久。由于宋代儒学兴盛，儒生多如牛毛。到了元代，重武轻文，儒生大量过剩，流离失所，连衣食都成了问题。强汉盛唐的遗风，在中原早已荡然无存，惟剩下散曲杂剧当令，纤巧颓靡之作，大行其道。然而，这时的岭南诗人，依然保持着一贯雄远壮烈的气度，傲然独存。

　　明清数百年间，广东诗林开亘古未有的盛局，有如百花齐放，万紫千红，又如挟五湖百渎之水赴海朝宗。前有欧大任、梁有誉、黎民表、吴旦、李时行的“南园五先生”，后有屈大均、陈恭尹、梁佩兰的“岭南三大家”。

　　在三大家中，陈恭尹与屈大均的诗，以气节自负，山川清高悠远之气，一一从胸襟中自然流出。而梁佩兰的诗文，则以酬赠咏物见长，往往情寓于物，物中见情，浑然物我，情景俱出，读来韵味无穷。郁郁乎文哉！中原虽然是诗礼传家的冠冕之乡，但面对广东一时无两的气势，亦不得不退避三舍。

　　这是中国古体诗最后的辉煌。随着西方文化的涌入，中国日益呈现千疮百孔的病态，古体诗词被视为“文章小技，能与不能，无足轻重”，不能救国家民族于危亡。到新文化运动兴起，文学界主张废弃古典语文，改取白话的语体语文。文学革命的飓风，平地而起。人人争作白话诗，广东以梁宗岱、黄药眠等人为代表的新诗，恍如一夜东风吹，为文坛带来一股清新空气。法国文学家罗曼·罗兰曾称赞梁宗岱是“天才的中国青年诗人”。

　　从梁启超鼓吹“新文学”、“新史学”，到黄遵宪首倡“我手写我口”的新诗革命，广东新文化异军突起，开始酝酿转型。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其间经历了清末新政、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等一系列的嬗变。及至1920年代，南方弥漫着红色革命的气氛，工人、农民和革命军人，成为舞台主角。大动荡的年代，广东崛起以欧阳山、草明、萧殷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作家，他们的目光与笔触，开始转向普罗大众，当时以《广州文艺》周刊为旗帜，发表了一系列粤语小说，从而揭开岭南文学的新一页。

　　关于岭南文学的内涵，多年来迭经争论。有人说是海洋文学，有人说是市井文学，有人说是水乡文学，也有人说是都市化文学。无论如何定义，经过“左联”时代“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洗礼之后，以南方城乡下层人民的生活为题材的文学，已渐渐成为广东文学主流。岭南特有的乡土味、市井味和浓郁的风土人情，是其重要表象。

　　到了1950、1960年代，随着欧阳山的《一代风流》、黄谷柳的《虾球传》、陈残云的《香飘四季》、吴有恒的《山乡风云录》等长篇小说相继问世。这类型的文学，从形式到内容，均日臻成熟，登上了一个高峰。无论将来如何评价其文学价值，但作为一个时代的代表作，他们的历史地位与影响，是无法抹杀的。

　　文革以后，广东的文学创作也一度领尽风骚。《花城》作为广东最大型的文学杂志，跻身于全国“四大名旦”之列。直到今天，无数文学杂志已纷纷改换门庭，有的成了时尚杂志，有的成了生活杂志，有的索性关门大吉，但像《花城》、《广州文艺》这些广东杂志，却依然几十年如一日地坚守着文学的阵地。

　　有一次，我陪一位北方朋友逛广州西关古玩城，然后在泮溪酒家饮茶。席间他忽然大发感慨：“字画作品还是外省精品多，像吴昌硕、徐悲鸿、张大千、齐白石、李苦禅、丰子恺、启功，数得出来的都是外省的，你们广东就没几个大师呀。”我嘴里的茶差点喷了一桌。我说：“你拿全中国的大师与广东一省比，不公平。你试着一个省与一个省比，广东绝对不会比别人差。苏六朋、居巢、居廉、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何香凝、黄君璧……这些可都是广东人啊！”

　　岭南画派兴起于20世纪初，由“岭南三杰”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所开创。主张折衷中西，融会古今；最终目的则是通过艺术的陶冶以“改造国魂”。岭南画派有四大艺术特点，一是主张创新，以岭南特有景物丰富题材；二是主张写实，引入西洋画派；三是博取诸家之长；四是发扬国画的优良传统，在绘画技术上，一反勾勒法，而用“没骨法”，用“撞水撞粉”法，以求其真。

　　这些纯技术的解析，大部分门外汉听了，还是一头雾水，我们更感兴趣的是人，是那些曾经和我们生活在同一片水土上人。他们和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头上顶着同样的天空，大家都是广东人，何以他们就能够活得比许多人都有声有色得多？何以他们就能够冲破世俗的宗尚，以一己的才情与气魄，开辟岭南文化的新生机？究竟是天赋？是学养？还是奋斗的结果？实在让我等晚辈感慨万端。

　　岭南画派虽然是“岭南三杰”所创，但不可不追溯到他们的师承——人称“二居”的居巢和居廉。

　　居廉在花卉草虫画方面的成就，与顺德黎简的山水，前后辉映，同为清代广东最重要的两位画家。黎简性格耿介，一生不仕，靠卖画、卖文及教馆为生，自称“狂简”，以诗、书、画三绝，饮誉中原，作品是当时的朝贡精品。而居廉却一生潜隐治艺，足不出五岭，与中原画坛素无交往。

　　居巢所绘山水、花卉清雅绝俗，草虫则活灵活现。明清绘画极重人品胸次、品德修养，认为只有人品高尚，才能画得出优秀的画作。“二居”的人品与画风，对岭南画派的诞生和发展，有着巨大影响。

　　高剑父是老同盟会员，参加过广州“三.二九起义”（即黄花岗起义），是敢死队员之一。起义失败后，逃亡香港，担任“支那暗杀团”团长，专门暗杀朝廷官员。民国成立后，他功成不居，献身艺术，创办春睡画院，主教南中美专、市立美专。

　　高剑父是岭南画派的一代宗师，慕名来求字画的人络绎不绝，门限为穿。而他几乎是有求必应，来者不拒，也不计较报酬，一生作画无数，连他自己也搞不清楚数目了。他甚至会把作品送给街边素不相识的卖牛杂小贩。他作画不仅技法不袭窠臼，内容、构图也往往出人意表，有一幅国画山水，竟然出现一架翱翔的飞机，恐怕连后来的所谓先锋艺术，也要自叹弗如了。

　　高奇峰是高剑父的五弟，后来和高剑父在上海出版《真相画报》和创办审美画馆，在广州又出版《时事画报》，鼓吹革命。他多年潜心研究传统四格六法，力倡新国画运动，其绘画艺术，自成一家。孙中山曾几次称赞他的《海鹰》大轴、《秋江白马》和《雄狮》等杰作，足以代表革命的精神。

　　陈树人是岭南画派的创始人之一。17岁就拜在居巢、居廉门下习画，后来更做了居巢的东床快婿。和“二高”一样，陈树人也是一位在民国年间很活跃的政治活动家。晚清国家内忧外患，天下沧海横流。他在日本认识了孙中山，随即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陈树人从日本返国，任广东优级师范学校、广东高等学校图画教授。

　　陈树人在绘画艺术方面贡献甚大，他力主推陈出新，不规范于古人，但其作品却保有一种浓浓的中国传统文化书卷气息。陈树人的生活相当严谨，不二色，不吸烟，不赌博，他提倡艺术家要“德成为上”，“士先器识而后文艺”，在他看来，诗文书画皆足以表现作者人格，可贵的艺术莫如高尚人格的表现，至于技巧熟练其次焉者耳。陈树人与高剑父、高奇峰，并称“岭南三杰”，开一代宗派，影响所及，蔚然成风。

　　高剑父的一脉传人，以关山月、方人定、黎雄才、李抚虹等人为代表；而高奇峰的一脉传人，则以赵少昂、周一峰、何漆园、叶少秉、张坤仪、黄幻吾等人为代表。他们始终秉承当年三杰的创新精神，入法脱法，推陈出新，使岭南画派发展成为国画中一个深具影响力的画派。

　　关山月与傅抱石合作在1959年创作的巨幅画卷《江山如此多娇》，长期悬挂于北京人民大会堂北大厅。我第一次记住了关山月这个名字，就是从这幅气势宏大的画作开始的。关山月笔下的山水和梅花，在海内外尤享有盛名，被誉为“当今画梅第一人”。

　　赵少昂擅画花鸟、走兽，以艺术负当代众望，群伦所宗。徐悲鸿盛赞他“天才豪迈，有出蓝之誉……其画可爱，尤其品可慕也。”

　　岭南画派以“折衷中外，融会古今”为宗旨，以广东人的人文精神为依归，其艺术成就，有如大星巨耀，光照画坛。

　　我不知道这一番滔滔讲述，能否打消这位北方朋友的偏见。其实，不说别的，光是这个西关古玩城，号称全国“四大古玩市场”之一，如果没有一定的份量，敢在艺术品市场中呼风唤雨吗？大量珍贵的明、清官窑瓷器，还是通过西关古玩城这类民间力量，用重金从海外抢救回来的呢。

　　广东的艺术品市场一向十分活跃，与北京、上海可以比肩。1994年，中国嘉德广州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成立后，在第一场拍卖会上，就有数十件齐白石、黄宾虹、傅抱石、徐悲鸿的作品是来自海外的，这是首次实现了中国艺术品从海外回流。拍卖会还创造了中国书画单场成交1500万元的国内纪录，当年轰动了整个艺术界和收藏界。有人也许会说，买家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又不全是你们广东人。说得没错。但广东能把卖方和买方都吸引来，并举办了如此成功的拍卖，本身就反映了广东艺术品市场的成熟。

　　由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收藏·拍卖》杂志为我提供了这样一些资料：

　　1994年，广州嘉德赞助《人民文学》创刊45周年举办的小说新人奖评选活动。

　　1995年，广东举办希望工程筹款艺术品拍卖会，为希望工程筹得236万元。同年，广州嘉德在华南地区首创以普罗大众为主要对象的艺术品“周日拍卖会”，使寻常百姓也能参与艺术品市场。至今“周日拍卖会”已举办了59期，成交总额达3820万元。

　　1996年，广州嘉德在汕头举办当地首届艺术品拍卖会，开创了省内中等城市举办拍卖会的先河。

　　2002年，广州举办“阳台书屋藏中国书画专场”拍卖会，以100%的成交率，再创国内书画专场拍卖的最高成交率。

　　有人说广东人穷得除了钱什么也没有。可是我一点也感觉不到广东人的“穷”。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达利作品互动展”、“毕加索版画展”、“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展览”和“中国人本：纪实在当代大型摄影展”一类高质量的艺术展览；可以欣赏到北京现代舞蹈团、台湾云门舞集、香港城市当代舞蹈团青年舞团和广州实验现代舞团的精彩表演；可以看到广州芭蕾舞团的新剧《梅兰芳》；可以看到轰动一时的女性主义话剧《阴道独白》；可以观赏到俄罗斯国立芭蕾舞团的《天鹅湖》；还有维也纳童声合唱表演音乐会、德国汉堡蒙特威尔蒂合唱团的演出……

　　只要你愿意，你可以每天都生活在不同的艺术之中。如果用“贫”、“富”来形容，广东人可以称得上“腰缠万贯”、“坐拥金山”。只不过在一些人的眼里，只容得阳春白雪，容不得下里巴人。他们只承认意大利歌剧是艺术，不承认粤曲、潮剧、客家山歌是艺术，尽管他们自己也未必懂得欣赏意大利歌剧。

　　我听到有一种批评广东人的意见说：“这些年，广东的通俗文化发展迅猛，也影响了内地。但在高雅文化或纯文化方面却发展缓慢。”一堆似是而非的概念，让人头晕。且不说什么叫通俗文化，什么叫高雅文化，争一百年也争不出个所以然来，光是“纯文化”这个的概念，就令人笑倒在地了。据说世界上关于文化的定义，有160多种，不知有没有一种是对“纯文化”的解释呢？

　　我从历史到现状，从建筑、音乐、戏曲到文学、艺术，对广东文化作了一番简略的扫描，只为说明一点：如果把全国32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以文化划分大、中、小的话，广东绝对可以排在“大”的前列。两千多年历史摆在这里，不是谁封的，也不是自我膨胀的虚骄之词。论虚骄，还轮不到广东。今天广东的奋斗目标，只不过为“正名”而已。